1990年，任天堂举办了“任天堂世界锦标赛”，这是一场横跨美国29个城市的巡回赛事，旨在寻找全美最优秀的《超级马里奥兄弟》《极速赛车》和《俄罗斯方块》选手。作为在互联网普及前将选手联系起来的一种方式，该活动吸引了数以千计的年轻参与者。
另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锦标赛预示了我们如今所熟知的电竞（esports）。这样的全球盛事包括：座无虚席的体育场、签下百万美元合同的明星选手，以及旨在利用这一充满知识产权的创意产业中无形资产的商业模式。
电竞与传统体育的运作方式非常相似，粉丝们通常会收看各支战队在《英雄联盟》《反恐精英》和《火箭联盟》等商业电子游戏中的比赛。评论专家、解说员和现场导播们确保赛事尽可能引人入胜。
据报道，作为该行业旗舰赛事的“电竞世界杯”在2024年吸引了超过5亿名在线观众和260万名现场观众。其中2026年的赛事总奖金池达到创记录的7,500万美元，其中冠军将获得700万美元。
选手与T1、Gen.G和DRX等职业战队签约，这些战队负责管理阵容、争取赞助，并掌控选手肖像权等权利。
支撑这一切的是一套复杂的生态系统，视频游戏发行商历来通过知识产权和合同法来管理这一生态系统，同时往往也直接或间接地担任赛事组织者，对赛事架构、权利分配和收入分配拥有相当大的控制权。
把握下一波浪潮：从韩国游戏到韩国电竞
大韩民国是电竞行业的领军者，电子游戏及其竞技生态系统已成为该国最大的文化出口项目。根据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KOCCA）的数据，近年来游戏出口额达到约86.7亿美元，超过了韩国电影和韩国流行音乐（K-pop）等其他“韩流”产业。
这一经济现实改变了人们对电子游戏的看法，使其从爱好者文化的边缘走向了国家经济政策和国际法律讨论的中心。而这一行业的核心人物就是选手。
韩国电竞产业不仅仅培养职业选手。相反，它借鉴了偶像体系的原则，打造出K-pop风格的明星，其培养流程可能包括选拔、集训——不仅包括高超的游戏操作技能，还包括媒体应对和国际礼仪——以及全球推广。
然而，这绝非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尽管T1、Gen.G和DRX等顶级战队的明星选手可能接受过专业包装，但许多选手都是通过在在线服务器中实战，以及通过日常直播和与粉丝互动，以非正式的方式摸索出行业门道的。
此外还有优先级的问题：在K-pop领域，艺人从入行第一天起接受的培训就是一整套——包括唱歌、舞蹈、媒体培训和外语技能。在电竞中，胜利至上。由各支战队和游戏发行商负责管理的选手媒介形象培养，要让位于选手在游戏中快速、果断反应的能力。
LCK联赛为电竞选手的保护制定新标准
由十支战队组成的《英雄联盟》韩国冠军联赛（LCK）是该国顶级职业联赛，或许也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电竞赛事之一。该联盟将选手视为商业上的重中之重，事事都要确保万无一失。LCK通过采用标准化合同和风险分担机制，在平衡各战队巨大的商业利益与对选手的法律保护之间取得了平衡。但情况并非向来如此。
2019年，《英雄联盟》发行商拳头游戏（Riot Games）与韩国电竞协会（KeSPA）联合展开的一项调查，揭露了一起将对该行业产生深远法律和政治影响的 事件 。
当时还是一支相对较新的顶级战队格里芬（Griffin），被发现与一名当时尚未成年的选手徐进赫（Kanavi）签订了一份可能存在剥削性条款的合同。随后还有类似的报道，引发了公众的强烈抗议，LCK对此采取了行动。格里芬队的主教练和总监被无限期停职，球队被处以1亿韩元的罚款。
这场纷争也引起了韩国政府的关注，进而引发了一场制度层面的整改。在此之前，青训选手一直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中。例如，战队会利用“霸王条款”来进行选手交易或延长合同期限，有时甚至未经选手本人同意。格里芬事件成了一个临界点，证明该行业缺乏安全保障网。
格里芬事件为选手保护确立了先例
经过数月与选手、战队及专家的讨论，文化体育观光部推出了新的合同草案：《电竞选手标准合同》《电竞青训选手标准合同》以及《未成年电竞选手标准附属协议》。
标准合同中规定的新规则结束了大韩民国选手那种无法可依的窘境。根据LCK的 官方框架，战队再也无法轻易地用长期合同锁定选手；目前，大多数合同的期限上限为三年。战队也失去了延长选手合同或将其交易出去的权力。现在，如果一支战队想要将一名选手转会至另一支战队，必须先获得该选手的书面同意。
2022年，LCK还引入了 新秀培养条款，以在选手保护与战队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电竞中的争议解决
2019年的格里芬事件确立了先例。委员会对该战队主教练和总监下达的无限期停职令，确立了其保护选手的权威。它可以实施行政制裁或职业禁令，这实际上足以终结一名选手的职业生涯或吊销一支战队的执照。这是一个专为适应职业游戏界节奏而设计的快速司法系统。
最重大的变化涉及争议解决机制：LLCK从普通诉讼或由战队自行裁决，转向了由KeSPA体育公平委员会管理的专业仲裁程序。
该委员会是该行业的专门法庭。在大韩民国，如果选手与战队因合同问题发生纠纷，通常不会首先向普通法院提起诉讼——因为这可能耗时数年，而且传统的法官对电竞的了解也较为有限。
相反，该委员会（其设有自己的 透明度门户网站）会介入以解决冲突，首先从正式调解开始。如果调解失败，则转入具有约束力的仲裁程序。
这些措施不仅局限于大韩民国。次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产权组织）与电竞诚信委员会共同成立了国际游戏与电竞仲裁庭，这是一个专门针对视频游戏和电竞的替代性争议解决机制。它的成立标志着该领域向职业化迈出了重要一步，为解决跨境冲突提供了路线图——而传统的国内法院通常难以妥善处理此类问题。
产权组织于2026年又发布了三份指南，旨在解答关于电竞与知识产权的一般性问题，以及针对 电竞选手和 赛事组织者 的具体问题。
保护电竞选手的人格权
在韩国的电竞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不仅是战队，还有它们背后庞大的娱乐与科技集团。这些机构在职业生涯初期的选手市场价值几乎为零时对选手进行投资，承担着财务风险。
作为回报，该条款为俱乐部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操作空间，可将选手的独家签约期延长两个赛季，但前提是俱乐部必须保证为选手涨薪并保障最低上场时间。
这是对一个经典经济问题的务实解决方案：它既能在选手正值巅峰时期保护战队的投资，又能确保选手不会在得不到公平报酬的情况下被套牢。LCK的结构性改革不仅带来了安全保障，还为职业化的商业增长铺平了道路。
作为电竞活动领域的数字环境，构建了复杂的知识产权三角关系
一旦电竞选手获得足够的知名度，利用其肖像权进行商业开发的途径便随之开启，而且高度活跃的粉丝群体随时准备与选手互动。因此，肖像权和公开权的所有权就成为一个敏感且复杂的问题。
其独特之处在于活动领域：数字环境。与传统体育不同，电子游戏的竞技发生在由第三方（游戏发行商）拥有的虚拟竞技场（即游戏）中。运动员不会在中立区域内施展法术、射门或开火射击。相反，是虚拟化身在受版权保护的软件环境中响应选手的指令。
这构建了一种复杂的知识产权三角关系，其中发行商对游戏引擎和角色的版权，与选手的公开权以及战队的商业许可相互交织。
在大韩民国，根据法律规定，肖像权最初归个人所有。与此同时，在实践中，LCK合同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战队一项商业开发的独家许可。
李相赫（Faker）是史上最成功的电竞选手之一。保护他的肖像免遭未经授权的使用，是电竞选手人格权通过法律途径得到维护的一个里程碑式案例。
2025年5月，一位韩国总统候选人 模仿了Faker标志性的“嘘声”手势。这促使Faker所在的战队T1电竞劲旅发表声明，澄清其明星选手与政治背书无关。
“我们希望Faker的肖像或相关表述不会被曲解或引发误解，”T1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该案例表明，在大韩民国，顶级电竞选手已获得了公众人物的地位。
保护跟随选手贯穿各个平台，从数字游戏皮肤一直到现实世界中的广告牌。这也标志着法律方面的一项重要变化，该行业正从单纯的软件许可转向保护职业选手的人格权。
为电竞绘制新蓝图
保护电竞选手的形象不仅是大韩民国关注的问题；其他国家也在为这个拥有数亿观众的市场制定相关立法。
与1990年首届任天堂世界锦标赛冠军获得的10,000美元奖金相比，我们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电竞从一场跨越美国29个城市的巡回赛，发展成为一个以知识产权为驱动、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这表明电子游戏及其职业选手是复杂的无形资产，需要健全的、国际化的、专业化的法律框架才能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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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邀请你加入一个战队，请务必弄清楚与该战队达成的协议，以免遇到不愉快的意外。
关于作者
Juan Sebastián Raigoso是一名知识产权律师，致力于技术治理以及文化与公共政策领域的工作。他的高级培训包括在大韩民国KDI学院攻读的知识产权与发展政策硕士（MIPD）学位，该项目得到了产权组织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