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链中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关键环节是农业/纤维提取、纺织品加工、运输和报废（Niinimäki et al., 2020）。纺织原料来源于天然纤维或合成纤维，棉花是最常用的天然纤维，聚酯纤维是主要的合成纤维，也是总体上最常用的材料（Textile Exchange, 2022）。合成纤维的提取过程消耗大量能源，这是由于其原料聚合物主要来源于石油。
环境责任外包
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制造国和成衣制造国以及进口二手衣物的国家。这是行业垂直整合解体、生产和废料管理大规模外包给劳动力成本较低国家的结果。
为了实现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产业生产的各个流程都是由不同公司和供应商组成的网络来完成，而不是由一家公司来完成。时装品牌和零售商很少拥有自己的工厂，而是只从事产品的设计、采购和分销，纺织品和成衣的制造则由独立的分包商完成。
这种结构性变化的后果之一是供应链中的权力平衡从制造商转移到零售商，后者可以将环境责任外包，并将生产的负面外部性转嫁给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造成环境污染和退化的实例很多，但这种工业活动很可能是广泛的供应链的一部分。因此，需要从整个纺织品价值链的角度采取系统性方法，分析其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外部性。不断发展的尽职调查立法将解决这一问题，让时装公司承担起对其供应链的责任。
有害化学品和用水量
环境退化会对受纺织品生产影响的人们的健康、福祉和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影响。传统棉花种植所使用杀虫剂中的有害化学品会渗入水道，导致神经和生殖健康问题。例如，印度棉花种植村使用农用化学品造成有毒的环境，给农民带来身心痛苦和困扰，其自杀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Kannuri and Jadhav, 2018）。
棉花种植、纺织品染色、加工和整理都需要大量的水。孟加拉国是世界第二大成衣出口国和制造中心，支撑着400万名工人，由于许多纺织厂大量用水，成衣产业已导致地下水位急剧下降（Ahmed and Jaiswal, 2023）。
纺织品加工过程中使用的有毒化学品如果不在一个闭环系统中，就会对环境、工人和社区构成风险，因为它们可能具有生物累积性，对人类和野生生物产生激素干扰和致癌作用（Perry, 2017）。
棉花染色对水的需求量很大，在染色和整理过程中，每公斤棉纤维的用水量估计约为125升。除了所需的水量外，加热水和产生蒸汽以达到期望的面料整理效果也会消耗大量能源。
合成纺织品是微塑料的主要来源，微塑料遍布全球生态系统，存在于海洋和陆地动物及人类体内（Boucher and Friot, 2017; 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 2021）。微塑料在合成纺织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都会脱落，但大部分是在消费者使用阶段（在家庭洗涤成衣后）脱落的（Periyasamy and Tehrani-Bagha, 2022）。目前的解决方案主要集中在消费者使用阶段（家用洗衣机过滤装置），而针对改良纺织品结构的创新仍处于探索阶段。
通过能源使用量和温室气体排放量体现的时装能源消耗情况
高能源使用量的关键阶段是合成纤维的提取和天然纤维的种植，以及随后的纺织品生产过程。合成纤维在提取和生产过程中需要的能源比天然纤维需要的更多（Niinimäki et al., 2020; Sadowski et al., 2021），欧盟纺织品战略（European Commission, 2022）指出，对纺织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导致了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低效利用，例如用于生产合成纤维的化石燃料。
合成纤维占纤维产量的69%，其增长与快时尚商业模式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联（European Commission, 2022）。传统的纺织品湿法工艺需要大量热能来加热大容量水箱，以便进行预处理、染色、印花和整理。转向干法工艺将显著减少纺织品制造过程中的排放（Apparel Impact Institute and Fashion for Good, 2021）。
时装的高碳足迹是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能源的结果，并受到所用能源的影响，例如煤炭或可再生能源（Niinimäki et al., 2020）。大多数生产国的能源网以煤炭为基础，2010年至 2021年，主要生产国的煤炭发电量逐年增长，其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孟加拉国、印度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Stand.Earth, n.d.）。
Sadowski等人(2021年）在其工作文件中利用可持续服装联盟、Higg公司和纺织品交易所提供的数据，估算了2019年服装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并按各供应链层级的比例进行划分，如图1所示。
皮革方面的挑战
动物皮革的工业化大规模消费在会在碳排放、毁林、水污染和土地过度使用方面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Common Objective, 2021）。
皮革是肉类产业的副产品，因为牲畜的最大价值在于肉而不是皮，所以养牛的碳足迹通常归因于肉类产业而非时装业。鞋类和衣物的大部分皮革来自奶牛（Common Objective, 2021），牛肉的碳足迹在所有食品中最高（Poore and Nemecek, 2018）。
目前最普遍的皮革鞣制工艺采用铬，这是一种重金属，其某些形态已被确认为具有致癌性。铬鞣制工艺中产生的废料含有残留的铬，最终往往会污染水道，对皮革工人和当地社区的健康构成威胁（Common Objective, 2021）。尽管无金属皮革鞣制工艺是可行的且日益受到关注，但由于其成本高且能耗密集，该工艺不如铬鞣制工艺受欢迎。
分散型供应链增加运输环节的碳足迹
为受益于较低的劳动力成本而进行的大规模生产外包导致了供应链在地理位置上分散，各种业务分布在不同的地点，因此在从纤维到成品的转化过程中，货物运输产生的碳足迹更高。
为了让消费者尽快买到成品，空运成为越来越流行的时装运输方式，但空运的碳足迹明显高于海运（Niinimäki et al., 2020）。然而，与纤维提取、纺纱和纺织品制造等生产环节相比，成衣运输的碳足迹相对微不足道（Peters et al., 2021）。
仅不到1%的纺织品被回收再制成新的纺织品
纺织废料管理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纺织废料被焚烧、送往垃圾填埋场或出口到发展中国家，最终可能被丢弃在垃圾填埋场或露天堆放场（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gency, 2023; Changing Markets Foundation, 2023; National Geographic, 2024）。仅在欧洲，每人产生的纺织废料就超过15公斤，其中85%是消费者丢弃的衣物和家用纺织品。
2022年，消费前和消费后回收利用的纺织品在全球纤维市场中的占比仍不足1%（Textile Exchange, 2023）。仍有巨大的改进空间，一些预测表明，到2030年，纤维到纤维的回收利用可达到纺织废料总量的18%至26%（McKinsey & Co., 2022）。
循环利用并不意味着制造出“新纺织品”。虽然将纺织品作为其他行业的原料进行再利用可能会带来一定的经济优势，但这对推动循环型时装经济的发展并无多大帮助。更具体地说，当前使用塑料废物制造时装产品的趋势——往往被冠以“可持续”的名义——实际上既没有解决该行业自身的废物问题，也没有减轻使用塑料纺织品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些衣物和成衣仍然是合成材料制成的，因此会将微塑料带入生态系统和人体。
要在该行业内有意义地纳入回收利用，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在于广泛采用了混合纺织品这一情况。例如，氨纶等材料是织物中常见的添加物，用于提高织物的柔韧性和合身性，但这些材料几乎无法分离和回收利用，目前也没有可行的方法对其进行大规模处理。
即使回收利用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这一过程会将原来织物中的工业化学品一同带入的成衣中，进而使它们在新的成衣中持续存在。除此之外，主要在快时尚的推动下，将多种原材料混合在一件成衣中的趋势不断加快，这又增添了一层复杂性。虽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升成衣的质地和生产的成本效益，但却使分离和回收利用变得过于复杂。
网购退货率高
网购的退货率很高，衣物是退货最多的网购商品类别（Statista, 2023a）。在网上购买的衣物中，有25%到50%随后被退回给零售商，具体取决于衣物的类型和购买时的季节（Butler, 2022; Circular, 2023）。2022年，欧洲在线时装退货率最高的国家是瑞士，45%的在线时装订单随后被退回（Statista, 2023b）。退货会增加碳排放，因为退回物品需要额外的运输，而且退货物品最终可能被丢弃在垃圾填埋场（Renwick, 2020），而不是被转售，因此会产生纺织废料。
线性商业模式普遍存在
快时尚商业模式阻碍了循环时装经济的发展。时装潮流瞬息万变，这意味着在供应链运作中，既要注重上市速度，又要注重低成本。这还意味着商业利益优先于环境和社会考量，导致了偷工减料，更倾向于更低价和/或可持续性较差的选择，例如使用全新聚酯纤维而非再生聚酯纤维，或选择空运而非海运。
再加上生产过剩——据估计三分之一的衣物未被售出（Niinimäki et al., 2020）——在时装业当前的商业模式中，高资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对环境可持续性构成重大威胁。
线性生产与消费体系依然普遍存在——即使用有限的原生资源制造物品，这些物品在被丢弃前未得到充分利用；低质量、一次性衣物最终被焚烧、填埋或丢弃在自然环境中。
在循环系统中，通过共享（交换/租赁/转售）、维修、再利用、升级再造或回收利用，产品的设计旨在使其能够长久使用，现有的产品和材料尽可能在其最高价值状态下被长期使用。
减轻时装对环境的影响
人们日益意识到时装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以及自愿性倡议的局限性，这促使政策制定者加强审查，要求在整个供应链中采取行动并进行报告（Business of Fashion and McKinsey & Co., 2023）。
消费者、企业和政策制定者的认识不断提高，使时装业的环境可持续性成为公共议程的首要议题。支持向低碳、资源节约型经济转型的环境可持续性受到多种自愿性倡议（如《联合国时装宪章》和可持续服装联盟）、面向投资者的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以及日益增多的法规和立法的约束。
对时装业所用资源原产地的追踪可追溯到2012年美国关于冲突矿产的《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规定，而相关立法仍在不断发展，目前包括强制性梳理和信息披露要求。由于自我监管和自愿性倡议尚未实现预期的转变，欧盟和美国的新立法已经生效或即将生效，要求品牌和制造商加强减少碳排放和废物的举措（Business of Fashion & McKinsey & Co., 2023）。
《企业可持续性报告指令》是欧盟的一项新立法，于2024年生效。该指令要求所有大公司通过标准化框架定期发布有关其环境和社会影响活动的报告，并建立尽职调查程序，以应对其行动对人权和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包括在其全球价值链中造成的影响。
欧盟的碳边境调节机制规定，对进口到欧盟的某些商品征税，但纺织品尚未包括在内。该机制旨在解决“碳泄漏”问题，即公司将生产活动转移到气候政策不太严格的国家，导致这些国家的排放量增加。
纽约州的《时装法》（又称《时装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法》）将从法律层面强制要求品牌披露并解决其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年收入超过1亿美元、希望进入纽约市场销售的公司必须制定并实现基于科学的排放目标，公开其全球供应链地图，并公布化学品使用管理的详细信息。
基于科学的目标倡议（SBTi）通过设定目标和实现目标的相关途径，为企业减排提供了针对特定部门的具体指导。时装业的企业也可以根据《温室气体议定书》的要求制定温室气体排放量清单，该议定书为企业、城市和国家设定了衡量和追踪温室气体排放的标准（GHG Protocol, 2023）。根据该议定书，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可以分类如下：
范围一排放是企业拥有和控制的资源产生的直接排放。
范围二排放是从公用事业供应商处购买的能源（如购买的电力、蒸汽、热能和冷能）所产生的间接排放量。
范围三排放是公司价值链中发生的、未列入范围二的所有间接排放，包括上游排放和下游排放。
范围三排放是价值链中最大的排放源。然而，由于该行业依赖全球供应商网络，因此很难对范围三排放进行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