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连接、采用、吸收:数字技术扩散

海底光缆、宽带网络、数据驱动平台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已成为现代经济的支柱。然而,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能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承诺。本章追溯了为什么一些地区的连通性和数字能力发展迅速,而另一些地区却仍然受到基础设施差距、可负担性障碍、技能短缺和监管障碍的制约。本章表明,要实现包容性的数字扩散,需要的不仅仅是新技术,还需要协调的投资、平衡的知识产权治理以及确保所有国家和社区都能参与数字时代机遇的政策。

导言

数字技术重塑了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创新方式。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们改变了人们通信、获取信息和进行日常交易的方式。 (1)见Goldfarb, A. and Tucker, C.(2019).Digit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7(1), 3–43.如今,了解这些技术是如何传播的,以及这对经济和社会意味着什么,对个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来说至关重要。 (2)本案例研究基于Cariolle J.(2026).Digital Transformations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From the First-mile Infrastructure to the End-user Fingertips.产权组织经济研究工作文件系列第96号。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虽然当今数字技术的发展主要集中在美国和中国,但其效益却远远超出了国界。 (3)见Krugmann, P.(2025).Tech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Does every country need to have a Silicon Valley? 一个区域的创新往往会引发其他区域的扩散,使世界各国都能获得和改造新的工具和服务。 (4)见产权组织(2019年)。《2019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 – 创新版图:地区热点,全球网络》https://www.wipo.int/wipr/zh/2019/本案例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的传播方式、推动或阻碍数字技术扩散的力量及其影响,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

虽然许多数字技术都很重要,但本章重点讨论那些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实现互联网连通性的技术。其中包括海底光缆(SMC)以及移动和固定宽带。这些骨干技术既是守门员,也是推动者,为数字创新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没有它们,任何其他数字技术都很难得到广泛扩散。

尽管数字技术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其采用和扩散仍面临重重障碍,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本案例研究探讨了数字技术扩散的主要障碍,如基础设施限制、人力资本挑战、可负担性、监管障碍和市场结构问题。这些障碍在不同区域和人口群体之间差异很大,造成了持续的数字鸿沟,有可能加剧现有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本章还探讨了知识产权如何塑造数字时代的扩散。4G、5G和Wi-Fi等全球技术标准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保护对这些标准至关重要的发明的专利,即标准必要专利(SEP),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 (5)标准必要专利是指保护对实施特定技术标准至关重要的发明的专利。见https://www.wipo.int/zh/web/patents/topics/sep在物联网(IoT)时代,互操作性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移动电信标准也从手机扩展到包括智能汽车和智能家居在内的各种联网产品,这些都凸显了技术标准在各行各业中不断扩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一种平衡的方法,确保以公平的条件获得技术,同时允许创新者收回研发投资。

通过探究这些动态变化,本分析试图为促进数字技术有效传播的政策提供信息,同时解决可能出现的风险和不平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旨在为从技术开发人员和投资者到政策制定者和发展机构等广泛的利益攸关方群体服务,他们正致力于利用数字创新促进包容性和可持续增长。

与创新经济学和全球发展的关联

首先,我们将数字技术定义为那些允许信息流动和通信的创新。它们包括移动电话、计算机和收音机等设备,以及通过这些设备运行的服务和功能,如消息传递、在线交易和数据处理。它们还包括支持这些功能的系统,从基本的文本协议到复杂的数字平台。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数字技术层出不穷。它们既包括无形的工具,如云计算和人工智能,也包括具有实体形态的工具,如机器人和无人机。 (6)见Ciarli, T., Kenney, M., Massini, S. et al.(2021).Digital technologies, innovation, and skills: Emerging trajectories and challenges.Research Policy, 50(7), 104289.这一代的特征是机器学习的进步、多种数字技术的融合、智能机器人的兴起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日益突出。

数字技术扩散指这些技术在个人、企业和机构间传播的方式。 (7)关于技术和知识扩散的广义定义以及技术知识扩散的渠道,见第1章和第2章。它涉及数字知识和数字产品的采用,以及软件和数字服务的使用。随着组织和个人将数字技术更深入地融入其活动,扩散既可以横向扩展到不同区域和行业,也可以纵向延伸。

数字技术降低了许多成本。它们使信息的检索、复制和传输变得更加经济。它们降低了数据存储和处理的成本。它们还降低了定位和追踪的成本,从而提高了通信和提供服务的效率。定量证据表明,与蒸汽机等传统技术相比,数字技术的传播速度更快,而其在全球范围内的使用密集度差距也更大。 (8)见本报告第1章。见Comin, D. and Mestieri, M.(2018).If technology has arrived everywhere, why has income diverged?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10(3), 137–78.

对于全球发展而言,数字技术扩散既是强大的推动力,也是造成新差距的根源。 (9)2019冠状病毒病和远程工作的两极化影响就是这种双重效应的一个例子。见Braesemann, F., Stephany, F., Teutloff, O. et al.(2022).The global polarisation of remote work.PloS one, 17(10), e0274630.它们为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了获取全球前沿知识、加入国际市场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跨越发展阶段的新途径。信息技术在东亚的崛起说明了这一潜力。 (10)见章节“东亚国家信息技术的崛起”,载于产权组织(2022年)。《2022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创新的方向》https://www.wipo.int/en/web/world-ip-report/2022/index移动金融服务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取得的成功也是如此,它为许多以前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人带来了金融普惠。然而,获取并不能自动转化为采用,特别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影响采用的因素多种多样。不平等的数字基础设施、人力技能和监管障碍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弱势群体,包括妇女、少数民族和农村社区,面临着被抛在后面的更大风险。

从积极的方面看,虽然发展中国家的制约因素往往会阻碍技术的扩散,但它们也可以成为创新的催化剂,使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能从中受益。例如,非洲有限的电网接入推动了离网能源解决方案的发展,产生了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能适应的技术知识。实证证据证明了这一动态:源于非洲并传入美国和日本的技术轨迹与电池技术和燃料电池有关, (11)IPC代码H01M是源于非洲并传入美国的最常见类别。见以下文件中的表4:Miguelez E., Pezzoni, M., Visentin, F. et al.(2025).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Diffusion.产权组织经济研究工作文件系列第92号。日内瓦:产权组织。而扩散到中国和印度的则与无线和电话通信有关。 (12)IPC分类号H04L是源于非洲并传入中国和印度的最常见类别。见以下文件中的表4:Miguelez E., Pezzoni, M., Visentin, F. et al.(2025).国际知识扩散的地理格局变化。产权组织经济研究工作文件系列第92号。日内瓦:产权组织。

数字技术的扩散遵循不同于其他创新传播的独特模式,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有影响。下一节将探讨数字技术在经济和社会中传播的核心特征,重点关注网络动态、基础设施要求、当地吸收能力、 (13)见Cohen, W.M. and Levinthal, D.A.(1990).Absorptive capacity: 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5(1), 128–52.以及知识产权考量,这些因素共同塑造了不同背景下采用的轨迹。

带宽热潮:数字技术扩散的主要特征

通用技术和网络效应

从创新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的传播清晰地展现了通用技术如何在经济中传播。 (14)见Bresnahan, T.F. and Trajtenberg, M.(1995).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 “Engines of growth”?Journal of Econometrics, 65(1), 83–108.通用技术通过经济系统传播,产生溢出效应和互补创新,其影响远远超出最初的技术变革。许多数字技术都被视为通用技术,互联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了解促成互联网扩散的技术,就能深入了解支撑创新驱动型增长的更广泛的知识转让和技术学习过程。

文献证据显示,数字通用技术的增长速度高于所有技术的平均专利申请速度。 (15)见图3.7,载于产权组织(2022年)。《2022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创新方向》。日内瓦:产权组织。https://www.wipo.int/en/web/world-ip-report/2022/index粗略而言,许多数字技术也直接受益于摩尔定律,该定律预测计算成本会随着时间推移呈现惊人的下降趋势。 (16)英特尔公司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认为,由于微芯片所含晶体管数量的增加,计算机的速度和性能有望每两年翻一番。反过来,这也使许多代数字技术的生命周期相对短于其他商品和服务。

网络效应是互联网和一般数字技术扩散的另一个决定性特征,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技术采用模式。 (17)见Björkegren, D.(2019).The adoption of network goods: Evidence from the spread of mobile phones in Rwanda.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6(3), 1033–60;以及见Björkegren, D. and Karaca, B.C.(2022).Network adoption subsidies: A digital evaluation of a rural mobile phone program in Rwanda.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54, 102762.传统商品的价值不受用户群的影响而保持不变,而数字技术则不同,其效用会随着采用范围的扩大而增加。这就形成了强大的反馈循环,一旦跨过关键的采用门槛,就会加速扩散。 (18)见Katz, M.L. and Shapiro, C.(1985).Network externalities, competition, and compatibility.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3), 424–40.

两种截然不同的网络效应推动了数字技术扩散。当一项技术的价值随着其用户基数的增加而直接增长时,就会产生直接网络效应,例如社交媒体平台,当用户的社交联系人加入该网络时,该平台对用户的价值就会增加。 (19)见Katz, M.L. and Shapiro, C.(1994).Systems competition and network effects.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2), 93–115.通过围绕广泛采用的技术开发互补性创新和服务,产生间接网络效应。手机操作系统就说明了这一动态:随着设备采用的扩大,开发者对生态系统的参与激增,创造出数以百万计的应用程序,进一步提升了平台的价值。

这些网络动态创造了独特的采用模式,其特点是最初采用缓慢,随后迅速加速并最终达到饱和。智能手机在不同收入群体中的扩散生动地展示了这一模式。

前路有障:数字技术采用和扩散的障碍

虽然2025年互联网使用率达到全球人口的74%,但这一数字掩盖了巨大的区域差异,非洲人口的连通性率仅为36%,而欧洲则高达 92%。 (20)见国际电联(2025年)。《衡量数字发展:事实与数字》。国际电信联盟,https://www.itu.int/en/ITU-D/Statistics/Pages/facts/default.aspx?utm_source这些差距不仅存在于简单的二元接入指标。它们也存在于基础设施、技术、使用和财务层面。定量证据表明,全球范围内的新技术轨迹 (21)见第2章关于“轨迹”的定义,以及Miguelez E., Pezzoni, M., Visentin, F. et al.(2025).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Diffusion.产权组织经济研究工作文件系列第92号。日内瓦:产权组织。平均需要超过10年才能传入非洲。 (22)见以下文件中的图13:Miguelez E., Pezzoni, M., Visentin, F. et al.(2026).The Changing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Diffusion.产权组织经济研究工作文件系列第92号。日内瓦:产权组织。这些差距会影响个人、企业和机构如何有效地将数字技术运用到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最终塑造谁能从数字化转型中获益以及获益的程度。

基础设施制约和资本需求

最根本的鸿沟在于基础设施和基础连通性的获取。这种差距源于物理限制,如宽带网络和能源基础设施部署不均衡、承载能力或数据中心容量不足,或获得适当终端用户设备的渠道有限。这些基础设施围绕三个相互依存的层级构建,反映了互联网价值链的结构:网络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终端用户设备。 (23)见贸发组织(2024年)。《2024年数字经济报告:打造具有环境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数字未来》。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基于Pohl, J. and Hinterholzer, S.(2023).Environmental effects along the life cycle of digital technologies.Einstein Centre Digital Future Working Paper No. 6.Berlin: ECDF。互联网价值链描述了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环节,通过这些环节,数字内容和服务得以创造、传输和消费。 (24)见Schumann, R. and Kende, M.(2013).Lifting barriers to Internet development in Africa: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connectivity.Analysys Mason Report for the Internet Society, London, 9, 30–5.首先是国际连通性(海底光缆和卫星),经由国家骨干网和城域网,最后延伸至最后一英里接入。在这个链条上,数据中心、互联网交换点(IXP)和用户终端等关键基础设施节点确保了系统的功能、复原力和效率。任何环节的薄弱环节或瓶颈都会降低服务质量,增加成本,并严重阻碍数字技术的扩散,尤其是在连通性性较低的环境中。

国际基础设施差距

骨干连通性基础设施,特别是海底光缆部署和国际带宽容量,对于促进跨境数据流动和最终扩散数字技术至关重要。 (25)见Hjort, J. and Poulsen, J.(2019).The arrival of fast Internet and employment in Afric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3), 1032–79; Cariolle, J.(2021).International connectivity and the digital divide in Sub-Saharan Africa.Information Economics & Policy, 55, 100901; Simione, F.F. and Li, Y.(2021).The macroeconomic impacts of digitaliz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Evidence from submarine cables.IMF Working Paper WP/21/110.,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高容量海底光缆连接可传输99%以上的国际和洲际数据流量。它们扩大了互联网接入,降低了世界最偏远地区的连通性成本。 (26)TeleGeography.(2025).Transport Networks, formerly Global Bandwidth Research Service.目前,597条海底光缆系统和1,712个登陆点连接着从小岛屿到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各个国家。 (27)见TeleGeography https://submarine-cable-map-2025.telegeography.com/.虽然沿海经济体享有最大的优势,但内陆国家也通过与这些电缆线路互联的陆地光纤网络改善了其连通性(见图5.1)。

如图5.2所示,各区域获得全球带宽容量的情况仍然不均衡。在过去十年中,欧洲、亚太地区和美洲的带宽容量显著扩大,而非洲、阿拉伯国家和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国家尽管最近迎头赶上,但仍然落后。这些基础设施也很脆弱。海底光缆断裂或故障可能是危害最大的数字危险。海底光缆的损坏主要是由海上活动造成的,特别是抛锚和渔网,其次是破坏活动或自然灾害,如地震或台风。 (28)https://www.iscpc.org/publications/icpc-viewpoints/damage-to-submarine-cables-from-dragged-anchors/它们是2024年互联网关闭的第二大原因,仅次于政府干预。 (29)https://radar.cloudflare.com/year-in-review/2024#internet-outages

图5.3说明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海底光缆数量有限的地区,在海底光缆受损的情况下,在连通性中断方面所承受的严重程度。例如,2024年3月,由于四条海底光缆发生故障,10个非洲国家(主要是西非和南非)的互联网出现严重中断。 (30)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5/03/beneath-the-waves-addressing-vulnerabilities-in-africas-undersea-digital-infrastructure?lang=en几个月后,由于东非海底光缆系统(EASSy)和红海的SEACOM电缆断裂,东非、欧洲和亚洲国家的服务也面临中断。

国家基础设施差距

一旦铺设了海底光缆,电信和互联网的接入主要依靠国家一级的地面网络。在非洲国家,这一网络主要是移动基础设施网络,其中基站是主要的“最后一英里”基础设施(图5.4a)。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广泛依赖固定宽带网络,包括在到达最后一英里时,往往将移动基础设施置于辅助地位(图5.4b)。这种双重部署模式深刻影响着互联网接入设备和用户可获得的数字服务类型。

技术差距

数字不平等的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层面是技术差距,即用户所能获得的数字工具在质量和能力上的差异。它与基础设施和使用差距一起,决定了个人、企业和公共机构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如何有效地应用数字技术。最终,这些差距决定了得以涌现的创新类型、数字化转型的受益者以及受益程度。 (31)见Aker, J.C. and Cariolle, J.(2023).Mobile Phones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例如,到2025年,欧洲近74%的人口可以使用5G网络,而非洲只有约12%的人口可以使用(见图5.5)。即使在非洲内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移动网络质量也存在明显差异(见图5.6)。

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互联网普及率低和固定宽带覆盖面小,仍然制约着先进互联网技术的传播。因此,许多创新已在移动平台上扎根。非洲移动支付(MoMo)服务,如肯尼亚的M-Pesa,展示了数字解决方案如何通过基础移动电话和非结构化补充服务数据 (USSD)系统,在不需要智能手机或互联网接入的情况下实现包容性扩展。 (32)见Aker, J.C. and Cariolle, J.(2023).Mobile Phones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尽管有这样的成功案例,但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等先进数字技术的应用仍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和新兴区域,包括北美、西欧和亚洲部分地区。这些区域受益于支持数据密集型应用的固定和移动宽带网络的联合扩展。先进的技术需要稳定、大容量的连接、大型服务器和能够管理庞大数据流的平台——而这些条件在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中仍然十分罕见。

结果是出现了双重数字格局:一些国家充分利用高价值、数据驱动的创新,而另一些国家则主要依赖更简单、基于移动设备的解决方案。图5.7说明了这一分化。与基础设施有限的国家相比,同时拥有固定和移动宽带接入的国家显示出更高的创新产出,如专利活动。

在发展中经济体,可负担性仍然是访问高速互联网、拥有智能手机或使用移动互联网的主要障碍,这凸显了经济和技术鸿沟如何继续相互强化。 (33)见Global Findex (2025).The Global Findex Database: Connectivity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World Bank Group.

使用差距:数字素养和人力资本挑战

使用差距是由有限的数字素养、技能以及参与基础和高级数字活动的能力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数字素养往往与更广泛的可负担性问题以及语言障碍和限制性社会规范有关,特别是那些不利于农村地区妇女和边缘化群体的社会规范。没有这些基础能力,潜在用户就无法有效利用现有的数字技术。

中级和高级数字技能的差距与教育和技术劳动力的不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教育和技术劳动力的不足共同决定了人口的吸收能力。许多教育系统都在努力培养采用富有成效的数字技术所需的能力,从而限制了数字技术投资的经济回报,并阻碍了符合当地背景的数字应用的本土化和开发。这些挑战不仅限于发展中经济体。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尽管程度不同,但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以及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员工之间的教育和培训机会仍然存在差距。

数字技能差距延伸到企业和政府,阻碍了组织采用数字技术。同样,公共机构内部有限的技术能力也阻碍了电子政务举措和数字公共服务,而这些举措和服务本可以加快数字技术的广泛扩散。

可负担性差距:海底光缆部署与互联网接入成本

如前所述,可负担性差距仍然是中低收入国家采用数字技术的一大障碍。基础连通性成本——“第一英里”接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底光缆系统。海底光缆需要数亿美元的投资,通常由电信运营商联盟出资。近年来,谷歌、Meta和微软等大型科技公司已成为主要投资者。到2023年,这些企业将占全球带宽使用量的近四分之三。 (34)见TeleGeography (2025).Transport Networks, formerly Global Bandwidth Research Service, https://submarine-cable-map-2025.telegeography.com.

这些国际带宽通过削减批发成本直接降低费用,并通过刺激竞争间接降低费用。这些效应的强度取决于国内市场的结构和监管的力度。来自低、中、高收入国家的大样本实证证据证实,海底光缆部署与宽带价格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直接。 (35)见Cariolle, J., Houngbonon, G.V., Silue, T. et al.(2025).Submarine Cables, Internet Access Price and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Ferdi Working Paper No. 357.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Series No. 10840更新版本。World Bank Group.事实上,这种关系呈现出一种U型曲线,即低水平的产能增加往往会降低价格,反映出效率的提高。然而,超过一定程度后,价格又会上涨。这可能是因为维护和升级基础设施的成本较高,也可能是因为大容量市场的竞争压力较弱。

此外,将海底光缆容量翻倍可使移动宽带价格降低多达一半,固定宽带价格降低约三分之一,且各区域的效果相似。 (36)见Cariolle, J., Houngbonon, G.V., Silue, T. et al.(2025).Submarine Cables, Internet Access Price and the Role of Competition and Regulation.Ferdi Working Paper No. 357.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Paper Series No. 10840更新版本。World Bank Group.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收益会逐渐消失,特别是在固定宽带市场,其影响会在四年内消失。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往往会恢复到先前的水平。这可能反映了网络投资成本的上升或固定宽带市场竞争压力的减弱。在这种情况下,节省的基础设施费用无法完全惠及消费者,从而减缓了互联网的采用速度。

市场集中度也很重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能力扩张会导致价格持续下降。在市场较为集中的地方,新电缆的影响较弱,特别是对固定宽带的影响尤为明显。因此,高昂的成本可能使许多发展中经济体无法接入互联网,从而阻碍了先进数字工具的传播,并加剧了全球鸿沟。这些结果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以被纳入政策中,以减轻对妇女、农村人口和边缘化群体造成极大影响、并强化现有不利模式的障碍。

制度、法规和竞争

监管框架在决定数字技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它们塑造着市场准入、竞争和创新,但限制性或过时的规则仍在减缓许多国家采用数字技术的速度。

一个国家的数字监管策略会深刻影响技术如何在其经济中扎根。有证据表明,就互联网而言,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在开展业务前获得正式批准的国家,其用户和主机数量往往较少。同样,政府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价格的监管往往会导致终端用户成本上升。 (37)见Wallsten, S.(2005).Regulation and internet u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3(2), 501–23.这些研究结果凸显了监管选择是如何促进或阻碍数字包容性的。

数据治理框架已成为扩散的另一个关键决定因素。明确的数据保护规则可以建立信任并保护隐私,但限制性过强或模棱两可的法规可能会阻碍创新并提高合规成本,对于缺乏驾驭复杂规则能力的小型企业来说尤其如此。

政策的可预测性对投资同样至关重要。不确定性或频繁的监管变化增加了电信运营商的风险,特别是考虑到宽带基础设施所需的长期资本承诺。因此,稳定和透明的监管环境对于鼓励持续投资、公平竞争和数字技术的持续传播至关重要。

市场结构还通过影响价格、服务质量和创新激励机制来塑造数字技术扩散。研究一致表明,电信业的竞争能推动价格下降并提升服务质量。 (38)见Fink, C., Mattoo, A. and Rathindran, R.(2003).An assessment of telecommunications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15(4), 443–466; Li, Wei and Xu, Lixin Colin (2001).Liberalization and Performance in Telecommunications Sector around the World.Washington, DC;以及Wallsten, S.(2005).Regulation and internet u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3(2), 501–23.然而,在许多地区,竞争依然有限,导致市场集中度提高和消费价格上涨。

最新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海底光缆提供的国际带宽可以通过两个主要渠道降低宽带成本。 (39)见Cariolle, J.(2026年)。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化转型:从第一英里的基础设施到终端用户的指尖。产权组织经济研究工作文件系列第96号。日内瓦:产权组织。首先,它通过规模经济直接降低了批发价格。其次,当竞争确保节省下来的费用得以转嫁时,间接降低了消费价格。在竞争依然薄弱的地方,提供商往往能获取大部分利益,从而使价格居高不下。

这些效应的强度取决于国内市场结构和监管。因此,强有力的独立监管机构对于确保基础设施投资转化为价格合理的高质量连通性和支持更广泛的数字包容至关重要。

经济和社会影响

数字扩散和贸易的双重性质

数字技术的扩散具有双重性质。它既是出口增长和生产力的催化剂,但也可能加深全球贸易差距。从积极的方面看,数字工具提高了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创新。企业可从更优的库存管理、客户参与和数据驱动决策中获益。高速连通性基础设施的影响尤为显著。例如,SEACOM和EASSy海底光缆在东非和南非的铺设,推动了矿产和蔬菜等物流密集型部门的出口增加。 (40)见Cariolle, J. and Da Piedade, C.(即将出版)。Submarine Cable Infrastructure and Trade in Africa.

然而,连通性带来的好处并不均衡。研究表明,虽然新的海底光缆联系鼓励先进经济体的企业参与出口,但却可能导致吸收数字技术能力有限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退出。 (41)见Imbruno, M., Cariolle, J. and de Melo, J.(2025).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firm participation in foreign markets: An exporter-based bilateral analysi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press.与规模较小的公司相比,连通性往往更有利于资源丰富的大型公司。因此,双边海底光缆连接使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商数量增加了近10%,但使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商数量减少了约8%。 (42)见Imbruno, M., Cariolle, J. and de Melo, J.(2022).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firm participation in foreign markets: An exporter-based bilateral analysi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77,103551.

近期研究凸显了数字连接性的重要性。 (43)数字连接性这一概念,旨在衡量一个国家通过海底光缆直接连接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份额,从而反映其与世界市场的紧密程度。见Cariolle, J. and Da Piedade, C.(2023).Digital connectedness and exports upgrading: Is Sub-Saharan Africa catching up?The World Economy, 46(11), 3325–44.更紧密的数字联系拓宽了获取信息、技术和法规的渠道,鼓励出口多样化和升级。这些连接的质量与数量同样重要。研究显示,在控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变量的情况下,国际带宽容量与居民专利申请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这表明连通性对创新的支持作用超越了收入效应。研究还表明,居民专利申请与高科技出口呈正相关。最后,通过使用数字连接性而不是带宽容量,研究证实了一个国家与谁连接对创新过程至关重要:在控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带宽容量的情况下,与主要经济中心联系越紧密,专利活动就越活跃。

对60个发展中国家(包括23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数字连接性对出口复杂性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影响尤其明显。 (44)见Cariolle, J. and Da Piedade, C.(2023).Digital connectedness and exports upgrading: Is Sub-Saharan Africa catching up?The World Economy, 46(11), 3325–44.一个值得注意的发现是一个新的距离悖论:在大多数区域,数字连接性的影响随着与主要市场的距离越远而减弱,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数字连接性的影响反而会增强。 (45)见Imbruno, M., Cariolle, J. and de Melo, J.(2022).Digital connectivity and firm participation in foreign markets: An exporter-based bilateral analysi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press.研究发现,海运距离每增加3,000公里,对经济复杂性指数(ECI) (46)作者使用了经济复杂性指数这一衡量出口复杂性的指标,并辅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产品差异化等其他指标。见Rauch, J.E.(1999).cNetworks versus markets in international trad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48(1), 7–35.的影响会降低47%,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却会增加75%,这表明地理位置偏远、面临高传统贸易壁垒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因数字连通性的改善获益更大。

人力资本也会影响结果。初等教育覆盖面的扩大加强了连通性所带来的收益,而有限的互联网普及率继续阻碍着许多非洲经济体的进步。

总体而言,有证据表明,数字连通性具有多维性。它与前文讨论的四个鸿沟直接相关:基础设施差距,反映带宽是否连通性到关键的全球和本地节点;技术差距,反映用户可用数字技术的质量;使用差距,企业和个人参与基本和高级数字活动的效率;以及可负担性差距,涉及连通性成本。解决所有这四个问题对于数字扩散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至关重要。

社会包容和公平考量

除经济影响外,数字技术的扩散也深刻塑造着社会包容。数字技术可以减少或加剧现有的不平等。这种双重潜力凸显了包容性数字发展方法的重要性。

在农村地区,人口密度低、购买力有限、数字技能较弱,即使覆盖范围已到位,采用数字技术的速度也往往较慢。然而,一旦被采用,其效果可能是变革性的。移动电信可以减少隔绝,数字金融服务可以拓宽支付、信贷和储蓄的渠道。移动覆盖面和移动电话的传播对农业市场产生了尤为显著的影响,既缩小了价格差异,又改善了生产者获取市场信息的途径。 (47)见Jensen, R.(2007).The digital provid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rket performance, and welfare in the South Indian fisheries sector.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3), 879–924; Aker, J.C.(2010).Information from markets near and far: Mobile phones and agricultural markets in Niger.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3), 46–59; Suri, T., Aker, J., Batista, C. et al.(2023).Mobile money.VoxDevLit, 2(2), 3.

通过降低获取和传输信息的成本,移动电话可以让农民和贸易商以更低的成本更频繁地监测远距离市场的价格。这有助于他们发现更好的交易机会,避开不太有利的市场。针对印度渔业的研究 (48)见Jensen, R.(2007).The digital provid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rket performance, and welfare in the South Indian fisheries sector.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3), 879–924.和尼日尔谷物市场的研究 (49)见Aker, J.C.(2010).Information from markets near and far: Mobile phones and agricultural markets in Niger.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3), 46–59.表明,这些信息优势能缩小价格差距,提高生产者价格并使其更趋稳定,同时减少浪费。后续研究证实,移动覆盖增加了贸易商参与的市场数量,增强了农民的议价能力。 (50)见Tack, J. and Aker, J.C.(2014).Information, mobile telephony, and traders' search behavior in Niger.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96(5), 1439–54.; Aker, J.C. and Fafchamps, M.(2015).Mobile phone coverage and producer markets: Evidence from West Africa.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9(2), 262–92.然而,这些好处并非一成不变。早期采用者(通常是规模较大或人脉较广的交易商)首先获益,而后期采用者则可能落后,即使整体效率有所提高,也会造成新一轮的不平等。

来自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西非经货联)八个国家的证据表明,在劳动力市场按性别划分的农业任务中,移动连通性具有最强的均等化效应,有助于缩小这些细分市场内的工资差距。 (51)见Cariolle, J. and Carroll, A.D.(即将出版)。Nouvelles dynamiques autour de l’économie numérique: La numérisation au service de l’emploi agricole et de la transformation rurale dans l’UEMOA.Ferdi report.通过移动设备获取信息还能使农民更有效地使用雇佣劳动力,并加强劳动者的谈判地位。

对于女性来说,这些益处可能尤为显著。移动技术可以帮助他们将以前没有报酬的劳动转化为经济收益,并通过谈判获得更高的工资。 (52)见Ngoa, G.B.N. and Song, J.S.(2021).Female participation in African labor market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45(9), 102174; Cariolle, J. and Dsouza, A.(Forthcoming), Rural Youth Employment in the West Afric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tion.Ferdi report, 96 pages.研究发现,在多种农业活动中,靠近2G+网络与女性工资之间存在一致的正相关关系,而男性的相关关系则较弱,且差异较大。这表明,移动连通性为妇女带来了不成比例的收益,且随着与网络覆盖距离的增加,性别工资差距也在扩大。 (53)见Cariolle, J. and Da Piedade, C.(即将出版)。Submarine Cable Infrastructure and Trade in Africa.移动电话用户还消费更多从市场购买的食品,而较少依赖自产食品,这种向市场化消费的转变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 (54)见Cariolle, J. and Carroll, D.(2025).From Phone Access to Food Markets: How Mobile Connectivity is Transforming Rural Livelihoods in West Africa.Ferdi Working Paper No. 341.

就业和劳动力市场转型

数字技术的扩散正在重塑世界各地的劳动力市场,改变着对技能的需求、就业结构和工作地理分布。 (55)见Akerman, A., Gaarder, I. and Mogstad, M.(2015).The skill complementarity of broadband internet.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0(4), 1781–824.数字化为就业增长、创业和提高生产力创造了新机遇。数字技术可以补充劳动力,促成新的工作形式,扩大市场准入,特别是通过电子商务、远程工作和在线服务。文献证据表明,数字化采用程度较高的区域往往在技术密集型和服务导向型部门的就业增长较快,并在当地经济中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56)见Braesemann, F., Stephany, F., Teutloff, O. et al.(2022).The global polarisation of remote work.PloS one, 17(10), e0274630.

然而,这些收益的分布并不均衡。 (57)见Hjort, J. and Poulsen, J.(2019).The arrival of fast Internet and employment in Africa.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3), 1032–79.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正越来越多地取代日常工作和体力劳动,在取代某些职业的劳动者的同时,也创造了对新型、通常是技能要求更高的岗位的需求。这种转变扩大了工资不平等和地区鸿沟,尤其是拥有先进数字技能的劳动者和缺乏这种技能的劳动者之间。平台经济既创造了机遇,也带来了脆弱性。虽然数字平台实现了灵活和跨境工作,但它们往往依赖于不稳定、低薪或隐形的劳动力。最新研究凸显了人工智能经济背后隐藏的人力付出,其中大规模的数据标注、内容审核和训练任务都外包给了发展中国家的低薪劳动者。 (58)见Cant, C., Muldoon, J. and Graham, M.(2024).Feeding the Machine: The Hidden Human Labor Powering AI.Bloomsbury Publishing USA.

这些相互矛盾的动态说明了劳动力市场数字扩散的双重性质。一方面,数字技术可以促进包容性增长,激励创新,并为青年和妇女的参与创造新的途径。另一方面,如果收益仅集中在城市地区技能高、人脉广的劳动者身上,则有可能加剧结构性不平等。

知识产权在数字技术扩散中的作用

知识产权制度在塑造数字技术传播方式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专利保护、许可模式和商标制度都影响着谁在创新、谁能获得技术以及技术在市场上的传播速度。

数字技术的专利格局高度集中。大多数数字技术专利申请来自五个主要司法管辖区,即中国、美国、日本、大韩民国和欧洲专利局(见图5.8)。这些地区合计占全球申请量的大多数。这种集中造成了不均衡的扩散传播模式,因为技术往往遵循主要专利权人控制的投资和许可渠道传播。 (59)见产权组织(2022年)。《2022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创新方向》。日内瓦:产权组织。https://www.wipo.int/en/web/world-ip-report/2022/index

数字技术通常融合了多层次的创新,其中许多都依赖于技术标准。技术标准由标准化组织(SO)制定和确立,标准化组织也被称为标准制定组织(SDO)或标准制定机构(SSO)。标准化组织将包括行业代表、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在内的一系列利益攸关方聚集在一起,共同为特定标准确定最有效的技术解决方案。当标准化组织的参与者为标准贡献受保护的技术解决方案时,他们承诺根据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向实施者许可其相关专利。这些知识产权政策各不相同,但一般都力求在标准必要专利所有人收回研发投资的利益与实施者获得标准化技术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例如,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3GPP)汇集了七个区域性和国家级标准制定组织,即所谓的组织合作伙伴。 (60)见https://www.3gpp.org/about-us/partners。这些标准制定组织已达成共识,其知识产权政策应相互兼容并受到各自成员的尊重,鼓励这些成员声明“愿意以公平、合理、无歧视(FRAND)”的条款授予许可。 (61)见3GPP协议第3.1条:https://www.3gpp.org/ftp/Inbox/2008_web_files/3gppagre.pdf; https://www.3gpp.org/about-us/3gpp-faqs。成员还应尽早申报其认为对3GPP内部正在进行的工作至关重要或可能至关重要的任何知识产权。 (62)见3GPP工作程序第55条:https://www.3gpp.org/ftp/Information/Working_Procedures/3GPP_WP.htm#Article_55, https://www.3gpp.org/about-us/3gpp-faqs。这种要求申报潜在标准必要专利的做法,以及承诺按照FRAND条款授予许可的做法,有助于为标准必要专利所有人和实施者创造公平的市场条件,并促进依赖标准化技术的行业的竞争和创新,从而在促进技术扩散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然而,FRAND谈判可能很复杂,对较小的公司和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公司可能造成特别的负担。 (63)见世界银行(2025年)。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25: Standards for Development.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Group.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dr2025

近几十年来,标准必要专利的经济重要性与日俱增。 (64)见Contreras, J.L.(2019).Technical Standards, Standards-setting Organization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with an emphasis on empirical approaches).Edward Elgar Publishing, 185–235.标准必要专利通常价值较高,因为它们是行业标准的组成部分。企业既将其作为交叉许可谈判中的战略资产,也作为直接收入的来源。研究人员通过专利转让、引用、诉讼和企业绩效等指标来衡量这一价值。

除专利外,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也会对数字扩散产生重大影响。有证据表明,拥有更多数字技术资本的企业往往会更频繁地申请新商标,更迅速地淘汰现有商标,从而缩短商标生命周期。这反映出数字产业的创新和产品更替速度更快,其商业价值往往是通过更多的产品种类实现的,这一点可以通过所持有的商标数量来体现。 (65)见Gao, G. and Hitt, L.M.(2012).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rademarks: Implications for product variety.Management Science, 58(6), 1211–26.近年来,受工业品外观设计保护的数字产品的美学魅力在影响消费者的偏好和采用方面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版权影响着软件的采用,开源许可的兴起改变了技术跨越国界和行业的方式。数据保护框架也很重要。

同时,主要数字平台的市场集中度越来越高,这也提出了新的政策挑战。少数全球技术公司越来越多地控制着关键的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和知识产权组合,塑造着扩散的方向和速度。因此,要确保动态竞争,就必须建立监管框架,防止过度的市场支配地位,鼓励互操作性,促进开放式创新。平衡知识产权的合法保护与保障竞争、促进小型和本土创新者市场准入的措施,仍然是实现包容性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政策要务。

结论和政策启示

对全球数字技术扩散模式的分析得出了几个重要结论。首先,虽然数字技术的传播速度比之前的创新浪潮更快,但各国之间和各国内部采用数字技术的深度和质量却大相径庭。经典的S型采用曲线仍然是一个有用的模型,但其陡度程度和时间节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利条件,特别是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当地的吸收能力、可负担性以及制度和监管支持。

其次,数字技术的关键特征,如其作为通用技术的性质、强大的网络效应及其对摩尔定律的遵循,使其扩散与其他类型技术截然不同。

第三,数字技术往往会放大现有的优势和劣势,而不是自动推动发展。扩散的障碍往往相互影响,形成多重制约,单一问题或孤立的政策方法难以克服这些制约因素。有证据表明,整合基础设施、技能和监管措施的全面数字经济战略比零散的举措能产生更大、更可持续的影响。

第四,贸易和生产力中数字扩散的双重性质进一步凸显了配套政策的重要性。虽然数字连通性可以促进出口、创新和多元化,但收益往往不成比例地由大型企业和发达经济体获得。来自非洲的实证表明,在人力资本发展、数字技能培训以及包容性政策的支持下,对海底光缆、移动基础设施和数字连接的投资会产生最大的效益,从而使小型企业和边缘化群体能够参与全球市场。

第五,监管和市场条件是数字技术扩散的核心。过时的规则、薄弱的竞争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会提高成本、阻碍投资、限制包容性。透明、稳定的监管和强有力的竞争监督对于确保基础设施投资转化为价格合理、高质量和具有包容性的数字连通性至关重要。

第六,知识产权制度是决定数字技术如何在各经济体间扩散的关键。虽然知识产权保护通过创新公司参与技术标准化来支持创新和互操作性,但高于FRAND标准的许可费率、复杂的许可谈判和分散的数据治理都会减缓技术扩散,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知识共享、教育和均衡的知识产权治理对于包容性的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

总之,要加快和扩大数字技术的扩散,就必须采取整体性的政策方法。扩大基础设施必须与加强竞争、改革监管框架、投资人力资本和促进公平的知识产权治理齐头并进。这些综合举措将有助于确保数字化转型成为包容性、可持续增长的驱动力,使所有经济体和所有人都能充分把握数字时代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