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介绍了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GII）的主要研究发现，指出了各收入组和世界各区域表现最佳的经济体，并列出了创新领先者和创新超出预期者，即那些取得的成果超出了其发展水平预期的人。
2026年GII排名主要反映了2024年至2026年的数据（占所有数据点的80%以上）。附录一提供了关于如何正确解释这些结果的全面指导，解释了影响年度排名之间直接比较的方法考虑因素。
2026年全球创新领先者
瑞士、瑞典和美国仍是世界前三大创新经济体。尽管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处于创新前沿的25强经济体依然稳固，但并非一成不变
瑞士连续第16年蝉联榜首，瑞典和美国仍位列世界前三大创新经济体。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剧烈动荡的时期，排名前列者最显著的特点是其稳定性。领先经济体大致与2025年相同。没有新的经济体跻身前15位，欧洲再次在领先组中占比最高——在25个创新领先经济体中，欧洲占14个；荷兰王国升至第7位，奥地利升至第18位。今年创新前沿梯队释放的主要信号是延续性，而非出现任何一个新晋级者。
亚洲也稳居前列，有五个经济体跻身前25位。大韩民国和新加坡分别稳居第4位和第5位，中国作为创新领先者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仍位居第10位，日本位居第12位，中国香港则攀升至第14位（图1）。亚洲经济体位居前列如今已是常态，而非今年才出现的新现象。
大韩民国的模式建立在卓越的企业研发和技术开发基础上：该经济体在“企业进行的研发”、“企业雇用的研究人员”以及“来源地PCT专利”方面均位居第一，在“研发总支出”方面位居第二。首尔跃升至世界顶尖创新集群第四位，进一步印证了这一格局。新加坡仍具备最优的创新投入整体环境（排名第一）。中国稳居前十，仍是最为明显的长期结构性变化。
日本继续位居第12位，这反映出其工业和企业创新实力位居世界前列。日本在“生产和出口复杂度”方面排名第一，在“同族专利”方面排名第三，在“企业进行的研发”方面也排名第三。东京-横滨仍是世界第二大创新集群，这反映了日本在专利申请、研究和风险投资活动方面的全球重要性。
爱沙尼亚（第17位）仍是该指数中长期表现持续提升的经济体之一。其模式仍以数字化应用和可扩展的无形活动为基础：爱沙尼亚在“信通技术使用”方面排名第二，在“信通技术服务进口”方面排名第三，在“信通技术服务出口”方面排名第六，在“独角兽估值”方面排名第一。
在延续性之下，仍存在变化：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排名回升
在GII前列排名保持延续的同时，加拿大（第16位）、澳大利亚（第20位）和新西兰（第24位）的排名均有所回升，重新接近大流行前的排名位置。它们各自的复苏呈现出相似的模式：每个经济体都拥有成熟的创新体系，通过加强学术体系、改善高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以及恢复研究投资实现排名回升。在加拿大，排名回升得益于2025年研发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8%，以及"企业研发支出"的增长（第18位）。
澳大利亚重返前20位，其创新投入排名上升至第13位，创新产出排名上升至第24位。这一进展得益于“世界一流大学”（第4位）、更紧密的“高校-产业研发合作”（第6位）以及“集群发展"的显著改善（第5位），同时还得益于通过“企业研发投资者”（第15位）、“知识产权支付"（第12位）和“知识产权收入”（第16位）进一步融入国际知识流动。“生产和出口复杂度”也有所改善（排名第72位），尽管仍处于较低水平。
新西兰排名升至第24位，得益于"创新投入”（第17位）的全面增强，其中“制度”排名第3位，“政府有效性”排名第5位。“高等教育”（第21位）、“科学和工程毕业生”（第51位）、“生态可持续性”（第30位）以及“全球企业研发投资者”（第30位）方面的提升，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改善。
随着时间的推移，GII已从一项基准分析工作发展成为创新政策的实用工具。在产权组织2025–2026年调查中， 78%的受访成员国（120个成员国中的93个）表示使用了GII，其中最常见的用途是改善创新生态系统和政策（63%）、加强创新数据（53%），或作为制定经济计划和政策的参考（41%）。
产权组织成员国采用GII的情况较为广泛。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成员国报告的使用率最高（85%），其次是转型和发达国家（80%）、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及非洲（均为74%），以及阿拉伯国家（69%）。按收入水平划分，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报告的使用率最高（89%）。
为支持采用GII，产权组织GII团队每年组织多达80场国家和区域性活动，并协助各国政府成立部际工作队。
GII通过以下两步法，推动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
评估：汇聚政策制定者、统计学家和创新行为体，共同分析国家创新表现。
回应：找出优势和劣势，然后与公共和私营行为体协调制定政策措施。
关键实施做法
创新政策实施的四大关键做法：
政策整合：将创新和知识产权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框架，并成立部际工作队，采取全政府协作方式，并向高层领导汇报工作。
利益攸关方参与：广泛征询初创企业、高校、大型企业、知识产权利益攸关方及创新集群的意见，并使国家知识产权政策与更广泛的创新战略保持一致。
可衡量的成果：设定明确、可量化的目标，以便跟踪进展并调整政策。
切合实际的目标：致力于稳步改进系统，而非追求排名的快速提升，并给政策效果显现留出时间。
2026年GII创新生态系统和数据浏览器允许用户生成经济体简报和概况，进行国家间比较；追踪每项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及探索无形资产、顶尖大学和领先品牌的微观数据。最近几版增加了集群和区域简报，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或最不发达国家的相关简报；相关基础数据集（包括“创新跟踪器”数据）均可下载。
产权组织还与有意加入GII的经济体开展合作。GII团队应要求制作一个监测仪表盘，向潜在成员展示哪些数据缺失或过时，以及其需要提供多少项指标以及哪些指标才能符合资格。在仔细确定这些数据缺口的优先级后，产权组织会将相关国家与相关数据提供方对接起来。这种做法在相关国家积极参与整个过程的情况下效果最佳。不丹在完成了此类专门流程后，于2026年加入GII。
扩大次国家层面的应用
GII还支持在次国家层面（无论是区域、省还是市）优化创新衡量标准和政策。GII创新集群排名旨在识别全球范围内发明者、科学论文作者及风险资本交易最为密集的地理区域。产权组织工具包《促进次国家层面的创新衡量》旨在帮助那些希望建立自身次国家层面指标或指数的成员国。该工具包阐述了哪些GII指标适用于次国家层面，回顾了巴西、中国、哥伦比亚、欧洲联盟、印度和越南现有的指数，并指出了适合当地衡量创新的新大数据来源。
创新指标的创新
为了推进创新衡量，产权组织运营着“GII iLens创新数据实验室”，该实验室于2024年启动。其2025年和2026年研讨会探讨了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指标、初创企业与高增长企业、基因组测序等深度科学、人工智能相关数据的局限性，以及工业化和投资衡量标准。该实验室利用包括网络爬虫和地理空间分析在内的新数据来源和方法，其研究成果将纳入未来版本的GII报告，并拓宽创新衡量可用的工具范围。
2026年，若干经济体达到新的排名里程碑
2026年，若干经济体跨越了重要的排名门槛（图2）。在排名靠前的经济体中，葡萄牙（第30位）跻身前30位， 这得益于其融合了“国内产业多元化”（第1位）、“科研产出”（其中科技论文排名第11位）、"研究人员”（第12位）、“企业出资的研发”（第16位）以及“初创企业和成长型企业融资”（第19位）的生态系统。两个波罗的海经济体的排名有所上升。立陶宛在前40名中的排名进一步上升至第32位，而拉脱维亚则以第40位的成绩进入前40名。
注：GII排名的逐年比较必须考虑GII模型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以及数据可用性。在排名靠后的经济体中，科威特升至前70位，位居第62位。该经济体的进步得益于其有利条件，特别是“信通技术普及”（第4位）和“信通技术使用”（第3位），以及融资和投资指标的加强。摩尔多瓦共和国升至第68位，其"创新投入“相对有限（第94位），但“数字化赋能的产出”相对强劲（第51位）。
哥斯达黎加（第70位）也跻身前70位。其排名反映了其国际化、以服务为导向的生态系统，该生态系统得到了“绿地研发和高技术外国直接投资”（第1位）的支持，这彰显了其作为创新密集型投资目的地的吸引力，同时在“信通技术服务出口”（第14位）和“生产率增长”（第17位）方面也表现突出。
在前80位中，哈萨克斯坦升至第73位，这是中亚和南亚地区排名提升幅度最大的经济体。紧随其后，不丹首次进入GII，位居第74位。
瑞士、中国、印度和卢旺达位居各收入组前列；泰国在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中排名逐步上升；哈萨克斯坦、不丹和沙特阿拉伯则在各自所在区域名列前茅
除了追踪创新领先者的变化外，2026年GII还记录了各收入组和世界各区域出现的显著变化。瑞士、中国、印度和卢旺达是各自收入组的领先者（表1）。
中国仍位居中等收入经济体之首，排名第10位，也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马来西亚（第34位）和印度（第38位）仍位居前40位，而越南（第43位）、泰国（第44位）、 土耳其（第45位）、菲律宾（第52位）、摩洛哥（第54位）和印度尼西亚（第55位）则进一步巩固了中等收入经济体在排名前半段日益壮大的势头。
在低收入经济体中，卢旺达的进步最为显著，升至第96位，其次是马达加斯加，升至第113位。
北非和西亚地区的排名也显著上升，其中，沙特阿拉伯（第42位）在该区域排名升至第4位。此外，突尼斯升至第71位，埃及升至第83位，阿塞拜疆升至第85位，黎巴嫩升至第86位，阿尔及利亚升至第111位。在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地区，越南升至第43位，泰国升至第44位，蒙古升至第72位，柬埔寨升至第93位。中亚和南亚凭借多个经济体的增长，进一步巩固了其地位。印度仍是该区域领先者，位居第38位；哈萨克斯坦（第73位）升至第2位，不丹（第74位）紧随其后。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各上升四位，分别升至第92位和第95位。尼泊尔升至第104位，孟加拉国升至第105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排名靠前的国家依次是智利（第51位）、巴西（第53位）、墨西哥（第65位）、乌拉圭（第66位）和哥斯达黎加（第70位）。厄瓜多尔（第106位）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第107位）均上升了七位，而洪都拉斯（第116位）、危地马拉（第120位）、尼加拉瓜（第124位）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第127位）的排名也有所上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涌现出一些位次提升幅度最大的经济体。毛里求斯位居该区域首位，位居第50位，其次是南非（第63名）、博茨瓦纳（第82名）和塞内加尔（第90名）。肯尼亚上升了五位，排名升至第97位。
哪些经济体的势头正盛？2026年的创新攀升者有哪些？
一批中等收入经济体已攀升至GII前半段，甚至进入前40位，但未来提升之路将更加艰难
在GII前70位中，中国（第10位）、印度（第38位）、越南（第43位）、 土耳其（第45位）、菲律宾（第52位）、摩洛哥（第54位）和印度尼西亚（第55位）是自2013年以来长期进步最大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图3）。虽然进步路径各不相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建立了能够将特定优势转化为创新成果的企业、部门和生产网络。在若干情况下，创新产出现已超过创新投入所预示的水平。中国在“创新产出”方面排名第5位，在“创新投入”方面排名第22位；印度在这两方面分别为第25位和第49位；越南分别为第35位和第54位；菲律宾分别为第49位和第69位；摩洛哥分别为第46位和第76位。因此，这些经济体的崛起不仅依赖于创新资源的扩大，还依赖于通过全球价值链、高技术贸易、数字服务、外观设计、品牌建设、知识产权以及初创企业活动，将国内能力与市场相连接。不过，虽然这有助于解释它们取得进步的原因，但也指出了下一个障碍：要攀升至前40名或前50名，需要更广泛的研究能力、更强大的企业研发实力、更深入的科学-产业合作以及更多的国内知识产出。
注：方法的修改和数据可用性的变化可能影响GII排名的逐年比较。GII模型定期改进，在解释纵向表现趋势时应予考虑。通过与中高收入经济体的中位数进行基准对比分析，可以看出这种赶超势头最强的领域（专栏2）。这七个排名攀升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与生产和出口相关的指标上已最接近高收入经济体；而在与初创企业支持及融资渠道相关的指标上的接近程度则相对较低。在创新体系中以下发展较为缓慢的领域，趋同态势较弱：研发、研究和学术基础设施、科学产出及其影响力，以及与私营部门的联系。这是大多数中等收入攀升者的实际上限。中国是个例外。中国在大多数领域都达到了高收入水平，包括研发支出水平、企业研发、高技术制造和知识产权使用等方面，这也解释了为何该经济体是唯一跻身前十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对于大多数其他中等收入国家而言，要想升至前40名或前50名，仅靠在全球生产网络、出口和知识产权使用方面表现强劲是不够的。摩洛哥和越南仍是近期表现较为活跃的经济体，其中越南已回升至大流行前水平，摩洛哥则攀升至其历史最佳排名——第54位。印度和菲律宾都取得了显著进步，目前排名处于前40名或前50名左右。过去三年里，印度尼西亚的排名一直稳定在第55名左右，而土耳其在过去两年里排名有所下滑。目前仍制约着这些经济体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创新体系的深度和广度：研究能力、大学质量、科学产出、企业研发、专利申请以及科学-产业合作整体上仍不够强劲。
图3中确定的七个长期攀升的中等收入创新经济体——中国（第10位）、印度（第38位）、越南（第43位）、 土耳其（第45位）、菲律宾（第52位）、摩洛哥（第54位）和印度尼西亚（第55位）——已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创新表现，但进展并不均衡。
为了分析哪个领域趋同，本专栏通过五个领域的25项指标对各经济体的表现进行比较：知识基础、研发、初创企业与金融生态系统、生产与出口，以及知识产权。每项指标根据该经济体是达到高收入经济体中位数、还是处于中高收入经济体中位数之间，或是低于中等收入经济体中位数，被划分为“高”、“中”或“低”三类。（专栏表2.1）。
这一比较表明，趋同是有选择性的，而非普遍性的。除中国外，长期攀升者尚未在整个创新体系中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表现。相反，每个攀升者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能力组合，支撑其排名上升。下一阶段的追赶将取决于能否通过更深入的研究体系、更广泛的知识创造以及创新生态系统内更紧密的联系，来补充这些优势。
有三点尤为突出。首先，趋同在初创企业融资、生产和出口以及知识产权方面最为容易；而在知识基础和研发方面最难，因为在这些方面，深度研究能力的积累较为缓慢且大多数攀升者仍处于中等水平。这是中等收入经济体实现赶超的实际上限。其次，中国是个例外，恰恰印证了这一规律。中国通过建立研究基础实现了突破，25项指标中有21项达到了高收入经济体水平，而其他经济体则未能达到这一水平。第三，其余攀升者的位次参差不齐。印度的攀升领域范围位居第二，但在研究人员和科学论文方面依然薄弱；越南和菲律宾在生产和贸易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国内发明方面落后；还有若干经济体在生产、出口和知识产权措施方面的进展速度，快于支撑这一进展所需的研究基础建设速度。这些经济体是继续攀升还是陷入停滞，将取决于它们能否在自身的市场优势之上，建立起需要长期积累的研究体系，中国正是通过建立这种体系才跻身排名前列。
与专栏2中详细讨论的中国不同，印度的路径在更大程度上由数字服务、风险资本和创业推动。印度是七个中等收入攀升者中攀升领域范围最为广泛的经济体之一（专栏2）。其在“信通技术服务出口”方面全球领先（第1位），在“后期风险资本交易”方面排名第四，且在“无形资产密集度”方面表现强劲（第13位）。这些能力帮助印度在“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位居第15位。不过，能否取得进一步进展，将取决于其能否将研究、技术采用和企业层面的创新扩展到其领先的数字和初创企业领域之外。
越南和菲律宾通过融入国际制造与服务网络取得进展。这两个经济体在高技术制造和高技术出口方面，以及在与独角兽估值和全球品牌相关的指标上，均达到了高收入经济体水平。越南在“高技术出口”和“创意商品出口”方面均领先，在“高技术进口”方面排名第3位；而菲律宾在“高技术出口”方面排名第4位，在“高技术进口”方面排名第6位，在高技术制造方面排名第23位。他们的下一步是通过扩大国内研究、专利申请和知识创造，迈向这些网络中更高价值的功能领域。就科学论文和PCT专利申请而言，这两个经济体均低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中位数水平，这表明它们在国际层面的生产实力仍超过其国内的知识创造和发明能力。
土耳其则采取了一条工业和无形资产密集程度更高的路线。土耳其在研发和知识产权方面尤为突出。其“国内产业多元化”（第5位）、“工业品外观设计”（第6位）、“商标”（第7位）和“创意产出”（第28位）表明该经济体在制造、外观设计和品牌建设方面能力较强。“研究人才”（第8位）和“高等教育入学率”（第9位）为向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生产转型及提高生产率提供了额外基础。但土耳其的优势可能得益于更广泛的有利环境的持续改善，包括“教育"（第77位）、“高等教育”（第58位）、“监管环境”（第102位）和“商业环境”（第103位）。
印度尼西亚凭借其庞大的国内市场（排名第7位）、不断扩大的数字经济以及日益活跃的初创企业融资环境，取得进步。其中，“初创企业和成长型企业融资”排名第12位，“后期风险资本”排名第26位，这两项指标均与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相当。然而，其研发基础仍然相对薄弱。根据最新可获得的数据，2020年印度尼西亚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仅为0.3%；“企业进行的研发”仅占GDP的0.02%；而在私营部门工作的研究人员仅占所有研究人员的4.4%。该经济体下一阶段的发展将取决于研究能力的提升，以及大学、初创企业与成熟企业之间联系的加强。
自2019年以来，除了长期攀升的创新经济体，一个新兴群体也崭露头角，这往往得益于投资、数字化转型和服务
自2019年以来，沙特阿拉伯（第42位）、卡塔尔（第47位）、 毛里求斯（第50位）、巴西（第53位）、约旦（第60位）和巴林（第64位）在目前位居GII前70名的经济体中，取得了最为强劲的持续进步。
西亚海湾地区经济体的上升势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创新投入驱动的。沙特阿拉伯的崛起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快速普及，这体现在其在“信通技术使用”方面位居全球第一，以及“政府在线服务”排名第4位。其创新版图也日益清晰：2026年，利雅得跻身全球创新集群百强之列，位列第92位，这表明科学、技术和风险资本活动日益集中。卡塔尔的优势更多地建立在其人才和健全的基础设施（第16位）之上，在“高等教育入境留学生”方面领先（第1位）。约旦通过知识密集程度更高的路径跻身前60位，在科学产出方面表现突出——在“科技论文”方面排名第1位，且相对于其创新体系的整体规模而言，表现尤为出色。巴林的进步同样体现了围绕数字连通构建的有利环境——在“信通技术普及”方面排名第1位，在“信通技术使用”方面排名第10位，并且在“政府在线服务”（第23位）和“计算机软件支出”（第23位）方面具有额外优势。此外，巴林的“基础设施”（第2位）和“商业环境”（第6位）均位居世界前列。
除了西亚海湾地区经济体之外，毛里求斯跃升至第50位，反映出这个小经济体的相对成功——其通过服务业、数字连通和投资来实现创新路径多元化。毛里求斯围绕信通技术、金融和专业服务、创意出口以及数字化驱动的商业活动，构建了一个极具竞争力的服务平台。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毛里求斯在“文化与创意服务出口”（第6位）、“信通技术使用”（第25位）、“风险资本投资者”（第6位）、“市值”（第25位）以及“绿地研发和高技术外国直接投资”（第23位）方面表现强劲。下一步是进一步向价值链上游迈进，从外包和后台服务转向面向非洲及全球市场的更高价值的数字产品、数据服务、金融科技、软件和创意产业。
巴西今年表现稳定，这得益于其庞大的国内市场（第8位），以及在科学、创业和无形资产方面领先于其他拉丁美洲经济体的优势。巴西活跃的“商标活动”（第8位）、“知识产权支付”（第13位）、“后期风险资本”（第16位）、“企业研发投资者”（第23位）以及“实用新型”（第24位），共同支撑着一个在科学和商业活动方面具有优势的生态系统。圣保罗继续跻身全球领先创新集群之列——2026年排名第49位，这进一步巩固了巴西作为拉丁美洲主要研究、技术和初创企业中心的地位。巴西面临的挑战依然在于将这些优势转化为更广泛的生产率提升（“劳动生产率增长"依然低迷——排名第94位），加强“私营部门进行的研发活动”（第36位），改善“商业环境”（第129位），并提升支持创新的人力资本供给（例如，在“科学和工程毕业生”方面排名第101位）——特别是在圣保罗及其他主要中心以外的地区。
哪些经济体以低投入实现高产出？
印度和越南仍是表现超出预期时间最长的经济体。莫桑比克、巴基斯坦和摩尔多瓦共和国于2026年重返该组别，而不丹在加入第一年便表现超出预期
创新表现超出预期表明，创新并非从收入到成果的直线过程。2026年GII列出了21个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表现超出了其经济发展水平的预期，比2025年多四个（图4）。印度和越南仍是创新表现超出预期时间最长的国家，已连续16年保持这一地位。摩尔多瓦共和国以表现超出预期15次紧随其后，于2026年重返该组；而卢旺达和乌克兰则分别在14版GII中表现超出预期。泰国表现超出预期共达12次，其次是马拉维，11次；约旦、马达加斯加和莫桑比克各10次。莫桑比克和巴基斯坦今年也重返该组别，而不丹则是首次加入。今年，在21个表现超出预期者中，有10个经济体的排名有所提升——它们分别是约旦、马达加斯加、摩洛哥、巴基斯坦、摩尔多瓦共和国、卢旺达、泰国、突尼斯、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表现超出预期者主要集中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21个经济体中有10个是中等偏下收入经济体，6个是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5个是低收入经济体。撒哈拉以南非洲表现超出预期的经济体数量最多，共有七个经济体；其次是中亚和南亚、东南亚、东亚及大洋洲，各占四个。北非和西亚占三个，欧洲占两个，而巴西仍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中唯一表现超出预期的经济体（表2）。
若干经济体的表现长期以来一直超出预期。南非（第63位）连续第九年表现超出预期，而塞内加尔（第90位）则是第九次表现超出预期。菲律宾（第52位）和摩洛哥（第54位）均已第八次表现超出预期，而巴西（第53位）则连续六年表现超出预期。印度尼西亚（第55位）和乌兹别克斯坦（第77位）已连续五年表现超出预期。
不丹首次进入GII，其创新表现兼具多重特征：较为完善的“制度环境”（第36位）和“监管环境”（第52位），以及表现突出的“数字化升级”和“生态可持续性”（第3位）。“资本形成总额”（第1位）和“低碳能源使用”（第2位）水平较高，在“软件开支”（第21位）和“高技术进口”（第23位）方面表现也相对强劲。数字化转型和经济多元化是政策优先事项，尽管“信通技术使用”（第92位）仍是一大挑战。因此，不丹的创新挑战在于，利用其健全的制度、清洁能源基础和数字化愿景，围绕可持续投资、创意产业和数字服务，构建一个规模虽小但特色鲜明的生态系统。
乌兹别克斯坦排名上升两位，并连续第五年保持表现超预期者这一地位。该经济体的生态系统兼具有利的“商业环境”（第8位）与日益增强的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优势（例如，“实用新型”排名第14位）。乌兹别克斯坦在“创业政策和文化”方面排名第3位，在“初创企业和成长型企业融资”方面排名第4位，在“劳动生产率增长”方面排名第7位，在“资本形成总额”方面排名第12位。
巴基斯坦排名上升至第95位，并第四次重获表现超预期者这一地位。该经济体的优势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领域：“移动应用开发”（第10位）、“信通技术服务出口”（第15位）、“高技术进口”（第19位）以及“软件开支”（第33位）。该经济体相对强劲的“科学产出”（第49位）和“高校质量”（第47位）为正在发展的数字经济提供了支撑。
莫桑比克（第129位）第十次跻身表现超出预期者之列。该经济体在投资、人口结构、教育和创意活动等方面也均具备优势。其在“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方面排名第4位，在“青年人口结构”方面排名第6位，在“教育支出”和“低碳能源使用”方面均排名第19位，在“小额金融”方面排名第27位。2026年，该经济体的创新产出范围也有所扩大，“工业品外观设计”排名上升（第42位），“创意商品出口”排名也有所提升（第69位）。
另一方面，2026年有39个经济体的表现不如其经济发展水平所对应的预期，比2025年多一个。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占比最大，共有14个经济体，其次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有九个经济体，北非和西亚各有七个经济体。该组还包括六个欧洲经济体、两个来自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的经济体，以及一个来自中亚和南亚的经济体。北非和西亚的若干高收入经济体仍属于这一类别，包括沙特阿拉伯（第42位）、卡塔尔（第47位）、科威特（第62位）、巴林（第64位）和阿曼（第69位），这反映出其良好的有利条件与当前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差距。在其他经济体中，表现不如预期往往反映出创新体系各支柱之间的发展不均衡。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该分类是相对于收入水平而言的，因此不应将其解读为表明这些经济体缺乏重要的创新优势。
中国的创新产出与高收入经济体相当，而摩洛哥、巴基斯坦、马达加斯加和津巴布韦等其他经济体则能以较为有限的创新投入获得超出预期的产出。
“表现超出预期”是指将创新表现与收入水平进行比较。本节提出了一个不同的问题——如何将创新投入高效地转化为产出？
图5根据各经济体的投入和产出得分是否高于或低于全球中位数，将其划分为四个象限，从而展示其在创新格局中的绝对位置。然后，根据一条线估算与给定投入得分通常相对应的产出水平。位于该线之上的经济体的产出超出根据其投入得出的预期，而位于该线之下的经济体则有机会将有利条件更充分地转化为创新成果。
瑞士（第1位）在两个维度上均表现突出：在“创新投入”方面排名第二，在“创新产出”方面排名第一，其产出得分比根据其创新投入水平预测的水平高出约11分。瑞典（第2位）、美国（第3位）、大韩民国（第4位）和联合王国（第6位）也位于“高投入/高产出”象限。联合王国的效率尤为突出，其“投入”排名第10位，但“产出”位居第4位。德国（第11位）和意大利（第27位）同样产出表现较好，分别位居第8位和第16位，尽管其投入排名较低，分别位居第14位和第36位。
中国是最突出的特例，其与这条线的正向偏离幅度最大。其产出得分超过了若干投入水平更高的经济体，包括新加坡（第5位）、德国（第11位）和澳大利亚（第20位）。新加坡（第5位）仍是创新领先者，在“投入”方面排名第1位，在“产出”方面排名第9位，这表明充足的投入并不会在每个维度上都能自动产生更高的产出得分。
若干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投入水平低于中位数或处于中等水平，但产出却远超预期。印度（第38位）在“投入”方面排名第49位，但在“产出”方面排名第25位；摩洛哥（第54位）在“投入”和“产出”方面分别排名第76位和第46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81位）在“投入”方面排名第104位，但在“产出”方面排名第58位。越南（第43位）、土耳其（第45位）、突尼斯（第71位）和墨西哥（第65位）也呈现类似的趋势。在投入基础较为有限的经济体中，巴基斯坦（第95位）、马达加斯加（第113位）、尼日利亚（第118位）和津巴布韦（第132位）也位于回归线之上，这表明相对于可用的投入，这些国家的产出表现相对较强。
“高投入/低产出”象限传递出一种不同的政策信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25位）在“投入”方面排名第12位，但在“产出”方面仅排第42位；而沙特阿拉伯（第42位）在“投入”和“产出”方面分别排名第30位和第62位，卡塔尔（第47位）则分别为第33位和第67位。这些经济体已建立了坚实的制度、基础设施和投资基础；下一阶段是将这些资产转化为可扩展的成果。
创新体系在哪些方面失衡？
创新领先者拥有均衡的创新生态系统，而卢旺达、阿尔及利亚、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等新兴经济体则可依托自身突出的优势来提升其整体创新表现
GII排名前25位的经济体中，大多数都展现出相对均衡的创新生态系统，在若干投入和产出支柱方面均名列前茅。瑞士、瑞典、美国、大韩民国和新加坡就是这种平衡生态系统的典范。中国（第10位）与各创新领先者不同，其“制度”排名相对较低（第48位）。
在GII排名靠后的经济体中，各支柱之间的差距越大，越能反映出创新体系的发展轨迹。卢旺达（第96位）在“制度”方面排名第26位，阿塞拜疆（第85位）排名第36位，博茨瓦纳（第82位）排名第41位。同样，阿尔及利亚（第39位，总排名第111位）、突尼斯（第45位，总排名第71位）、秘鲁（第53位，总排名第80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56位，总排名第81位）和吉尔吉斯斯坦（第64位，总排名第92位）在“人力资本和研究”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表3）。
市场成熟度排名越高，表明金融、投资或贸易条件越有利。尽管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总排名中位列第84位，但在这一支柱指标中排名第23位；柬埔寨在总排名中位列第93位，但在该支柱指标中排名第31位；尼加拉瓜在总排名中位列第124位，但在该支柱指标中排名第36位。商业成熟度反映企业是否具备相对较为完善的能力、是否拥有知识型工人以及创新关联状况。喀麦隆的商业成熟度排名和总排名分别为第39位和第121位，马拉维分别为第50位和第126位，哥斯达黎加分别为第40位和第70位，博茨瓦纳分别为第59位和第82位。
相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81位）在“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排名第54位，在“创意产出”方面排名第64位，而其“基础设施”（第91位）和“制度”（第136位）方面的排名则明显较低。
此类失衡并不一定是弱点。相反，它们展现了各经济体可以依托的资产：投入驱动型体系需要加强从制度与投资到商业化的渠道，而产出驱动型经济体系则可通过加强基础设施、研究和融资基础来巩固现有优势，从而实现进一步发展。
传统的外国直接投资衡量指标——存量和流量——记录的是已部署的资本量。GII长期以来一直通过其“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指标（5.3.4）对存量和流量进行追踪，该指标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金组织）的国际收支数据。这些数据不可或缺，但更多属于回顾性数据——通常滞后一年或更长时间才发布，且高度汇总，无法反映投资的创新强度和总体性质：无论是收购现有制造工厂，还是购买登记在册企业的股权，都与收购新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一样，在统计上被一视同仁。
为了用更具前瞻性且专门针对创新的指标来补充这些数据，2026年GII与FT Locations合作，引入了一项新指标——“绿地研发与高技术外国直接投资”（5.3.5），该指标基于FT Locations的fDi Markets数据库中记录的已公布绿地投资项目。“绿地外国直接投资”是指对新实体项目或现有项目扩建进行的跨境投资，此类投资能够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并带来资本投资。根据我们对“研发和高技术”的定义，若fDi Markets将公告的业务活动归类为研发、外观设计、开发和测试，或其业务属于半导体、生物技术、制药以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高技术领域，相关公告将被纳入该指标。
2025年，企业共宣布了全球近6,000个研发和高技术项目——1,201个研发项目和4,769个高技术项目。这大约占2025年全球记录的约16,500个所有类型绿地项目的三分之一。
一个明确的信号是，企业在决定将研发和高技术投资布局在何处时，主要关注少数几个经济体。前十大目的地经济体吸引了此类项目的58%（专栏图3.1），其中美国、印度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位居前列。在对外投资方面，这种集中度更为明显：排名前十的来源经济体贡献了所有公告项目的70%，其中美国位居榜首——全球每四个项目中就有一个源自美国——其次是德国和联合王国。
专栏图3.1展示了这种双向地理分布，将各经济体2025年的入境项目公告与出境项目公告进行对比，气泡大小反映了已宣布的资本投资总额。有16个经济体在两个坐标轴上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它们是位于右上象限的全球投资中心。其中有14个是高收入经济体。仅中国和印度是例外。其中七个全球投资中心位于欧洲，五个位于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大韩民国和新加坡），北美有美国和加拿大，最后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右下象限包含14个投资吸引地，即那些投资流入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投资流出未达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体。其中有10个是中等收入经济体，这一组在地理分布上最为广泛：东南亚有5个经济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拉丁美洲有3个（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北非和西亚有3个（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欧洲的波兰和葡萄牙，以及南非——这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唯一在两条轴线上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经济体。对于这些投资吸引地而言，投资本质上是单向流动：2025年，印度尼西亚吸引了59个项目，而对外投资公告仅有一项；菲律宾则吸引了43个项目，对外投资公告有三项。墨西哥最具吸引力，2025年共吸引188个项目，而对外投资公告仅有六项。沙特阿拉伯（149比19）和波兰（119比19）紧随其后，是该象限第二和三大投资接收方。巴西（111比36）和土耳其（88比32）每接收三个项目，就公告在海外投资约一个项目，这使得它们在各投资吸引地中，最接近实现“中心”地位。
其余四个象限则勾勒出了全貌：有八个经济体是对外投资领先者，其对外投资额远超所获投资——这些均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包括瑞士、瑞典、丹麦、以色列和中国香港。所有其他经济体——即新兴投资者——在两条轴线上均尚未达到世界平均水平。
区域格局揭示了哪些创新地理分布信息？
中亚和南亚凭借更强的创新产出，巩固了其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领先优势，而各区域间的差距则日益反映出创新投入转化为成果的效率高低。
2026年，北美仍将是全球领先的创新区域，其GII平均得分最高，且在创新投入和产出方面均保持明显领先（图6）。欧洲紧随其后，这得益于其在制度、人力资本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创意产出等方面具备的广泛优势，而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则位居第三。后者凭借其制度、基础设施和市场成熟度，依然表现突出。
北非和西亚位居第四位。在“制度”和“基础设施”领域，其表现相对强劲，尽管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
中亚和南亚的地位进一步巩固，领先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平均投入得分目前几乎相同——前者略微领先，但在“产出”方面，中亚和南亚则具有更明显的优势。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商业成熟度方面具有相对优势，这表明该地区面临的核心挑战并非私营部门能力不足，而是如何更有效地将其与研究、商业化及技术生产联系起来。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得分低于其他区域，但其创新状况比总体平均值所显示的更为多样化。该区域在“制度”方面的表现相对较好，平均得分接近中亚、南亚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得分，其“商业成熟度”则超过了中亚和南亚地区。该区域最大的差距仍集中在人力资本和研究、基础设施以及两大产出支柱。
以下各节将展示全世界七个区域最重要的发展动态。
北美洲
北美洲仍是世界上创新实力最强的区域，其中美国领先，位居全球第三，而加拿大则上升一位，位居第16位。
美国在“市场成熟度”方面领先（第1位），在“商业成熟度”方面排名第二，这得益于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企业研发投资者”（第1位），在“企业出资的研发”和“企业进行的研发”（均位列第4位），“高校-产业研发合作”（第2位）、“后期风险资本交易”（第1位）、“独角兽估值”（第1位）、“软件开支”（第1位）以及“无形资产密集度”（第1位）方面表现强劲。加拿大也具备其中多项优势，在“研究人才”（第9位）、“后期风险资本活动”（第8位）和“软件开支”（第6位）方面表现尤为突出。这两个经济体都得益于强大的“制度环境”（均位列全球前20位）、“世界一流的大学”（美国位居全球第1位，加拿大第6位）以及深厚的国际联系和私营部门-大学联系，这两个国家在“产学”和“国际参与”方面均跻身前十（分别排名第6和第7位）。加拿大的崛起是2026年成熟创新体系整体复苏的一部分。
在整体实力强劲的背景下，仍存在一些有机会提升的领域。在美国（第67位）和加拿大（第114位），“劳动生产率增长”都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而相对于整体创新表现而言，基础设施投资则为发展提供了另一条途径（两国分别位居第33位和第36位）。
创新活动仍主要集中在领先的大都市生态系统中。世界百强科技集群中，有23个位于北美，其中20个位于美国。圣何塞-旧金山全球排名第三，在创新强度方面位居第一。加拿大仍有三个跻身世界百强的创新集群：多伦多（第36位）、蒙特利尔（第61位）和温哥华（第67位），其中蒙特利尔今年的排名有所提升。
欧洲
欧洲仍是领先的创新经济体最集中的区域，其中瑞士（第1位）、瑞典（第2位）、联合王国（第6位）和荷兰王国（第7位）位居前列。2026年，有12个欧洲经济体的排名有所提升。其中，意大利排名升至第27位，西班牙升至第28位，立陶宛升至第32位。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排名跃升幅度位居该区域前列，上升八位，升至第84位；紧随其后的是摩尔多瓦共和国，该经济体排名上升了六位，位居第68位。
在整个区域，强大的制度、研究体系和产业能力往往相辅相成。瑞士在“创意产出”方面排名第一，瑞典在“研究人员”方面排名第一，德国在“全球企业研发投资者”方面排名第三，法国在“无形资产密集度”方面排名第四。欧洲的30个世界百强创新集群集中了这些能力，其中剑桥、牛津、赫尔辛基和埃因霍温的表现相对于其人口规模而言尤为突出。
荷兰王国排名升至第7位，该经济体兼具知识创造与国际商业连通性优势。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仍位列全球最大集群之列，排名第26位；而埃因霍温在“创新强度”方面位居全球第九，这反映出其高度专利和技术导向的生态系统。
奥地利位居第18位，其发展得益于平衡的研究-产业模式。在“研发总支出”和“企业进行的研发”方面均位列第7位，而“研究人员”（第8位）、“公共研究-产业合作出版物”（第9位）、“产学和国际参与”（第9位）以及“生产和出口复杂度”（第10位），均使奥地利跻身欧洲较强创新体系之列。意大利升至第27位，其“产出”（第16位）远强于“投入”（第36位）。其生态系统的特点在于“国内产业多元化”（第2位）、“质量认证”（第3位）、“工业品外观设计”（第4位）、“企业研发投资者”（第12位）、“无形资产密集度”（第16位）以及“生产和出口复杂度”（第17位）。米兰（第56位）和罗马（第81位）的创新集群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工业与创意格局。
今年的成果既展现了欧洲的优势，也凸显了其面临的核心创新挑战。尽管欧洲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实力、强大的制度、先进的产业以及密集的创新集群，但要实现进一步发展，取决于能否将这些优势更持续地转化为快速成长的企业、规模化融资、商业化技术以及生产率增长。这也是近期欧洲竞争力辩论的核心信息：莱塔报告主张建立更强大的单一市场，其中包括针对研究、创新、知识和教育的“第五项自由”；
北非和西亚
以色列继续在北非和西亚地区领先，全球排名第15位，其后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25位）、塞浦路斯（第29位）和沙特阿拉伯（第42位）。
该区域涵盖了若干各具特色的创新体系。以色列的表现得益于其“研发支出”（第1位）——2024年占GDP的6.8%、“企业进行的研发”（第1位）、“接收的风险资本”（第1位）以及“产学合作”（第1位）。土耳其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第6位）和“商标”（第7位）、摩洛哥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第5位）以及约旦的“科学论文”（第1位）均体现了这些国家在无形资产、创造力和科学知识方面的专业优势。在整个区域，下一步是要将这些有利条件更持续稳定地转化为研究、企业层面的创新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出。
西亚海湾地区经济体排名持续攀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跻身前25位，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科威特的排名也均有所提升——因为对创新能力的投资开始在排名中体现出来
在西亚，海湾经济体在寻求摆脱对资源的依赖、实现知识型多元化的过程中，排名持续攀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排名上升5位，跻身前25位；科威特则创下该地区最大升幅之一的记录，跃升11位至第62位；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的排名也有所上升。它们的进步得益于强大的有利条件，包括数字政府、信通技术的应用、基础设施、高等教育、人才吸引以及初创企业融资。在将这些基础转化为更广泛的创新活动方面，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进展最为显著，其在“高技术制造”（第48位）、“同族专利”（第41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第20位）以及“绿地研发和高技术外国直接投资”（第1位）（见专栏3）方面均取得显著进展。沙特阿拉伯的排名提升与其数字技术的快速采用以及日益清晰的创新版图密不可分：利雅得已跻身全球创新集群百强之列；而卡塔尔则在“基础设施”（第16位）和“国际人才吸引”方面表现突出——在“高等教育入境留学生”方面排名第一，科威特则在“信通技术普及”（第4位）和“信通技术使用”（第3位）方面表现突出。
当前的关键问题是将创新投入转化为产出。如图5所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仍处于创新格局中“高投入、低产出”的区域：这些国家的有利条件十分优越，但创新产出尚未达到同等水平。对于更广泛群体而言，下一阶段的关键在于将能力建设与基础设施转化为更深层次的知识创造、技术生产、知识产权以及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
摩洛哥引领北非创新排名提升，阿尔及利亚、埃及和突尼斯的排名也有所提升
摩洛哥在2026年位居第54位，创下其最佳GII排名，引领了北非地区的排名提升，突尼斯（第71位）、埃及（第83位）和阿尔及利亚（第111位）的排名也均有所提升。
摩洛哥的排名提升体现了产业升级与无形资产商业使用日益结合。该经济体在“工业品外观设计”方面排名第5位，在“无形资产密集度”方面排名第8位，在“商标”方面排名第16位，同时在“高技术制造”方面也占据着稳固的地位（排名第28位）。这表明，企业正日益通过外观设计、品牌建设和产品差异化来补充其生产能力。为了保持发展势头，摩洛哥可以加强产学联系，扩大企业研发规模，并改善初创企业和成长型企业的融资渠道——因为投资和风险资本指标仍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突尼斯的排名提升进一步推动了北非地区的整体发展，而其主要优势在于“人力资本和研究”（第45位）、科学生产以及出口导向型能力。该经济体经济依然相对多元化，在“科学和工程毕业生”（第1位）、“科学生产”（第12位）、“高技术出口”（第38位）以及“绿地研发和高技术外国直接投资”（第18位）方面具有优势。这些资产为突尼斯的技术升级以及参与更多知识密集型生产奠定了基础。主要制约因素在于，这一基础尚未得到“良好的商业环境”（排名第124位）、“私营部门的研发”参与以及深度创新关联（排名第112位）的支撑。因此，下一步是将突尼斯的人才、研究和出口基础与企业、投资及商业化更有效地对接，从而使科学和产业能力转化为更强大的技术创造、商业创新以及更高价值的出口。
埃及（第83位）上升三位，其“创新产出”（第75位）继续超过投入（第95位）。该经济体“国内市场”庞大（第18位），与其他中等收入组经济体相比拥有雄厚的科研基础——关键研发指标均位居前列（在“研究人才”方面排名第40位，在“引用文献H指数”方面排名第44位，在“高校质量”方面排名第48位，在“研究人员”方面排名第54位），是非洲最具创业精神的群体之一，且其经济在过去几年中日益多元化（第27位）。2024年，该经济体的研发支出略高于其GDP的1%——在该区域仅次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尽管如此，该生态系统仍高度集中在开罗——在创新集群全球排名中位列第86位。此外，私营部门的研发活动仍然有限，“风险资本”（第88位）和“私营部门信贷”（第101位）的可得性也同样受限。不过，最近的投资指标也令人鼓舞：在“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方面排名升至第22位，“后期风险资本活动”方面排名第41位。
阿尔及利亚（第111位）凭借更强的创新投入（第99位）上升了四个位次。“教育”（第3位）是一项显著资产：“教育支出”（第2位）、“政府对每名中学生的拨款”（第2位）以及“科学和工程毕业生”（第17位）。“资本形成总额”（第5位）、“研究人员”（第44位）和“创业政策”（第43位）是该经济体的其他优势所在。通过“企业研发以及知识和技术产出”（第120位）进一步发挥这些优势，将有助于形成更加均衡的创新格局。
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
东南亚、东亚和大洋洲仍是全世界最具创新活力的区域之一，但在创新表现方面，这些区域内部也存在相当大的多样性。大韩民国领先该区域，全球排名第四，其后依次是新加坡（第5位）、中国（第10位）、日本（第12位）和中国香港（第14位）。
该区域研发投资位居世界前列，其中六个经济体的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跻身全球前25位，领先的分别是大韩民国（2024年占GDP的5.1%）、日本（3.6%）和中国（2.7%）。该区域大多数经济体的企业研发投资和研发能力均处于较高水平，其中中国（第2位）、大韩民国（第4位）、日本（第7位）、澳大利亚（第15位）和新加坡（第21位）的企业位居全球私人研发投资前列。私营部门在研发融资中的参与度也相当高，在泰国（2023年泰国67%的研发支出由私营部门资助，位居全球第五）、越南（58%，排名第13位）和马来西亚（55%，排名第19位）等经济体中，占比超过研发总支出的50%。
该区域排名中等的经济体——马来西亚（第34位）、越南（第43位）、泰国（第44位）、菲律宾（第52位）和印度尼西亚（第55位）——已深度融入区域和全球价值链，在“高技术贸易”、“高技术制造”（马来西亚在全球排名第17位）、“信通技术服务”（菲律宾在“信通技术服务出口”方面排名第18位）以及日益增多的初创企业活动方面都具有优势。在“后期风险资本”方面，印度尼西亚排名第26位；而在“独角兽估值”方面，越南位列第34位，该估值相当于越南GDP的1.2%。创意产出正成为日益突出的优势，越南在“移动应用开发”方面位居世界第五，马来西亚（第16位）、泰国（第27位）、越南（第28位）和菲律宾（第30位）在“品牌价值”方面均跻身前30位。
蒙古和柬埔寨今年的排名跃升幅度在该区域名列前茅。
蒙古国排名上升至第72位，这主要源于其创新产出（第57位）的增强。“创意产出”方面（第41位）的提升尤为显著，这得益于商标和工业品外观设计领域的卓越表现——这两项均位列全球第三——并推动了无形资产（第8位）的增长。
柬埔寨排名第93位。其主要优势依然在于“市场成熟度”（第31位），而“商业成熟度”虽仍处于较低水平（第117位），但排名显著上升，这反映出“公共研究-产业合作出版物”（第78位）以及“集群发展”（第69位）方面的改善。
中亚和南亚
印度以第38位的排名领跑中亚和南亚地区，随后是哈萨克斯坦（第73位）、不丹（第74位，新上榜）和乌兹别克斯坦（第77位）。哈萨克斯坦的排名跃升幅度在该区域最大，上升八位；而吉尔吉斯斯坦和巴基斯坦的排名均上升了四位，分别位列第92位和第95位。
该区域拥有丰富多样的创新资产。印度在“信通技术服务出口”方面领先（第1位），并在“后期风险资本交易”方面排名靠前（第4位）（见专栏2），而巴基斯坦则在“信通技术服务出口”（第15位）和“移动应用开发”（第10位）方面兼具优势。乌兹别克斯坦（第2位）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第9位）在“科学和工程毕业生”方面，以及不丹在“高等教育入境留学生”方面（第4位），均体现了人力资本优势。资本获取是该区域另一项特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资本形成总额”方面排名第二，而尼泊尔（第3位）、孟加拉国（第12位）和吉尔吉斯斯坦（第15位）在“小额信贷”方面表现突出。塔吉克斯坦的“实用新型”（第1位）和“低碳能源使用”（第12位），以及斯里兰卡的“能源效率”（在“GDP/单位能源使用”指标上排名第10位），都是其他专业化领域的例证。在整个区域，面临的挑战是通过投资研究、基础设施和创新关联，将这些优势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吉尔吉斯斯坦排名上升至第92位，这得益于其在“知识和技术产出”方面表现更佳（第79位）。其创新格局兼具以下优势：“劳动生产率增长”迅速（第2位）、“文化与创意服务出口”（第17位）、“教育支出”（第8位）、“小额信贷”（第15位）以及“高等教育入境留学生”（第16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仍由智利（第51位）领跑，其次是巴西（第53位）、墨西哥（第65位）、乌拉圭（第66位）和哥斯达黎加（第70位）。巴西仍是该区域唯一一个经济表现超出其发展水平所对应预期的经济体，且已连续第六年保持这一地位。排名升幅最大的经济体包括：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升至第127位，厄瓜多尔升至第106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升至第107位，尼加拉瓜升至第124位。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拥有重要的创新资产：巴西拥有该区域最雄厚的科学和研发基础，墨西哥受益于其制造和出口能力，而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等较小经济体则依托服务、制度和数字连通性发展。然而，这些优势仍集中于少数经济体，尚未转化为强大的区域引擎。巴西仍是该区域唯一创新超出预期者，也是唯一研发支出占GDP比重超过1%的经济体。
主要挑战不仅在于将投入转化为产出，还在于某些创新投入本身的可用性有限。许多经济体的创新投入表现优于创新产出：智利在“投入”方面排名第41位，但在“产出”方面位居第70位；乌拉圭在这两方面分别为第56位和第77位；哥斯达黎加分别为第62位和第76位；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分别为第96位和第121位。这一差距反映出知识创造、企业、融资、知识产权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联系薄弱。该区域拥有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学，特别是在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但在许多经济体中，产学合作仍然有限。科学生产、企业研发、规模化融资以及制度协调方面也存在不均衡现象。风险资本和初创企业活动同样呈现集中态势，其中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在“后期风险资本”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巴西和哥伦比亚则在“独角兽估值”和初创企业相关指标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结果是，该区域虽然具备真正的创新潜力，但研究、创业与市场准入之间的联系尚不够紧密，难以将创意规模化转化为技术、出口、品牌和生产率提升。
乌拉圭（第66位）上升两位，这得益于其强大的“制度”（第29位）、有利于经商的“政策稳定性”（第7位）、“低碳能源使用”（第10位）以及“信通技术服务出口”（第16位）。“国产电影”（第9位）及“文化与创意服务出口”（第23位）进一步巩固了其以服务为导向的生态系统。
阿根廷（第75位）上升两位，其“产出”（第66位）超过“投入”（第83位）。“高等教育入学率”（第8位）、“预期受教育年限”（第9位）、“商标”（第25位）、“国内市场规模”（第28位）以及“高校质量”（第38位）构成了多元化的基础。
厄瓜多尔（第106位）上升七位，这主要得益于“政府在线服务”（第25位）、“小额信贷”（第29位）、“商标”（第38位）、“高等教育入学率”（第48位）以及“软件开支”（第50位）。
撒哈拉以南非洲
毛里求斯以全球第50位的排名领跑撒哈拉以南非洲，其次是南非（第63位）、博茨瓦纳（第82位）和塞内加尔（第90位）。卢旺达在该地区的排名跃升幅度最大，升至第96位，其次是马达加斯加（第113位）；博茨瓦纳和肯尼亚（第97位）。
202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创新日益凸显，若干经济体取得了重要进展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创新仍不均衡，但其2026年正日益凸显，表现为更明确的领先者、表现超出预期者、专业优势，以及数据覆盖范围改善。尽管该区域平均水平仍然较低，但若干可重复获得的资产支撑着未来的创新进展。“教育投资”是纳米比亚（第1位）、博茨瓦纳（第3位）、毛里塔尼亚（第4位）、莱索托（第10位）、莫桑比克（第19位）和布基纳法索（第30位）的显著优势；而“资本形成”则支撑着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第7位）、安哥拉（第13位）、赞比亚（第17位）和乍得（第30位）的生态系统。“小额信贷的获取”是另一个共同特征，特别是在多哥（第5位）、莱索托（第9位）、塞内加尔（第10位）、贝宁（第22位）和科特迪瓦（第32位）。此外，尼日尔（第1位）、马里（第2位）、刚果民主共和国（第4位）、布隆迪（第5位）、乌干达（第7位）、埃塞俄比亚（第19位）和加纳（第26位）的“年轻人口”也带来了长期潜力。
同时，一些更专业化的能力也在不断涌现。马拉维在“信通技术服务进口”方面（第1位），佛得角在“劳动生产率增长”方面（第11位），尼日利亚在“独角兽估值”方面（第19位），以及喀麦隆在“创业政策和文化”方面（第19位）均表现突出。在部分中心，还可见虽单薄但真实存在的初创企业与风险资本生态圈层，肯尼亚、毛里求斯、尼日利亚和卢旺达等经济体正吸引着私人资本，尽管早期阶段的融资仍较为有限。刚果民主共和国（第137位）和乍得（第139位）首次被纳入GII，这反映出创新数据收集工作有所改进，并为评估该区域提供了更广泛的依据。总体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创新表现并不均衡：该区域既存在技能、基础设施和产出方面的差距，也存在可明确指出的教育投资、创业、金融、数字活动以及数据系统改进中心。
以产出为导向的进步是博茨瓦纳的一大特色。在“商标”方面排名升至第18位，表明无形资产的使用正在增加，而“教育支出”（第3位）、“资本形成总额”（第9位）、“小额信贷”（第16位）和“市值”（第24位）则提供了支撑基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第49位）的改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第47位）进一步强化了该经济体的整体表现。
在卢旺达，“制度”方面更高的得分（第26位）以及融资与研究体系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是该经济体取得进展的体现。“政策稳定性”排名第2位，而“接收的风险资本”（第31位）、“小额信贷”（第24位）以及“高校-产业研发合作”（第44位）则推动了“劳动生产率”（第10位）、“实用新型”（第26位）和“科学出版物”（第47位）的提升。
肯尼亚的排名提升反映了其创业和技术生态系统的日益发展。“实用新型”排名第8位，此外还有“接收的风险投资”（第30位）、“后期风险资本交易”（第34位）、“信通技术服务出口”（第30位）以及“低碳能源使用”（第11位）。“高技术进口”（第29位）、“工业品外观设计”（第59位）和“移动应用开发”（第61位）方面的进步表明，创新活动正在不断扩大。
尽管马达加斯加投入相对较少（第130位），但其在“工业品外观设计”（第15位）、“商标”（第22位）和“信通技术服务出口”（第29位）方面表现强劲，在“文化与创意服务出口”（第68位）以及“来源地PCT专利”（第81位）方面也进一步提升——尽管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结语
2026年GII就全球创新现状得出四大总体结论。
首先，全球创新前沿梯队仍保持高度稳定性，但并非一成不变。瑞士、瑞典和美国继续名列前茅，而欧洲仍是创新领先者最集中的区域。亚洲现已稳居前列，其中中国位列第十，是创新领先者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延续性之下，仍存在变化：荷兰王国排名上升，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排名回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跻身前25位。因此，GII排名前列在结构上保持稳定，但竞争依然非常激烈。
其次，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创新方面的追赶是真实存在的，但创新领域的“玻璃天花板”正变得日益明显。自2013年以来，长期排名攀升最快的经济体——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摩洛哥、菲律宾、土耳其和越南——通过发展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出口部门、数字服务、初创企业融资、高技术生产，以及加大知识产权使用力度，实现了排名提升。这些优势帮助它们跻身GII前半段，但并非所有经济体都以同样的速度持续上升。对许多经济体而言，下一步更为艰难：要跻身前40名或前50名，需要更深厚的研究能力、实力更强的高校、更多的企业研发、专利申请、科学-产业联系以及国内知识创造。中国是一个例外，而这正凸显了所面临的挑战——它将自身的商业和生产优势，与跻身前十所需的研究能力和投资相结合。下一批攀升者——包括沙特阿拉伯、卡塔尔、毛里求斯、巴西、约旦和巴林——面临的问题在于，它们能否将近期在投资、数字基础设施、服务和科学产出方面取得的进展，转化为更广泛、更持久的创新表现，从而避免陷入类似的停滞状态。
第三，创新势头正通过不同的区域和行业路径不断扩散。在西亚，海湾经济体通过大力投资数字基础设施、融资、人才以及政府主导的多元化，排名持续攀升，其中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将这些投入转化为产出方面领先。在非洲，摩洛哥引领北非排名提升，而毛里求斯、卢旺达和马达加斯加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展现出势头，与此同时，在部分中心，风险资本和初创企业生态圈层虽在不断发展，但仍然单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巴西、智利、墨西哥、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拥有重要资源，但其创新引擎仍过于集中且动力不足，难以推动该区域实现持续提升。
第四，创新表现并非仅由收入决定。2026年表现超出预期者表明，当各经济体依托重点优势发展时，其创新产出就能够超出与其发展水平相对应的预期。印度和越南仍是表现超出预期时间最大的经济体，而约旦、马拉维、卢旺达、南非、泰国和乌克兰则印证了超出预期的表现可在各个区域和收入水平的经济体持续存在。莫桑比克、巴基斯坦和摩尔多瓦共和国重新进入该组别，不丹在首次上榜GII当年即成为超预期表现者。更为普遍的经验是：创新取得成功不仅取决于资源，还取决于经济体能否有效地将研究、企业、金融、技能、机构和市场整合成运转良好的生态系统。
更广泛的启示是，创新政策应越来越注重体系的一致性。坚实的支柱或各项指标的强劲表现固然可贵，但持续进步取决于制度、技能、基础设施、融资、企业以及创造能力之间有效地相互促进。因此，对政策制定者而言，优先事项并非单纯增加投入或争取更高的排名，而是要强化创新创造知识、提高生产率、增强竞争力并产生更广泛经济价值的途径。